作者：廖永安（湖南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湘潭大學校長）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就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六個堅持”重大原則，其中之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做到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追求，貫穿于法治社會建設全過程，構成了我國社會矛盾糾紛化解的基本立場。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調解工作，圍繞化解矛盾糾紛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提出“發揮人民調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為做好新時代調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群眾矛盾糾紛調處化解工作規范起來，讓老百姓遇到問題能有地方‘找個說法’”。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解決矛盾糾紛，要回答的根本性問題是：糾紛解決制度“為了誰、依靠誰”。在法律話語層面，人民構成了法律關系主體和糾紛解決的主體，他們有各種具體的法律權利和多元的利益需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做好調解工作，就是要讓老百姓遇到問題能有地方“找個說法”，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利益得到有效維護。調解、仲裁、訴訟是現代社會糾紛解決的“三駕馬車”，調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矛盾糾紛化解方式。人民調解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是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生動實踐，在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首先，從糾紛解決理念而言，人民的訴求在調解程序中得到充分體現。馬克思認為，人的發展是“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不能以自己的個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人之立體形象在調解過程中得以呈現，無論是傳統的促進式調解抑或評估式調解，還是新興的敘事調解，都十分關注人際溝通的心理維度，重視對情感表達和深層利益需求的傾聽，接納各種情緒。現代訴訟程序具有定型化和格式化的特征，訴訟程序的開啟、進行與結束都具有嚴格的程序限制，在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的驅動下，利益訴求被轉化為法律上的實體請求權。人在調解程序中成為“多維度的人”，他們既相互協作、相互包容，也相互對抗、相互競爭；他們既關心物質利益，也關心精神利益；既關心訴爭內利益，也關心訴爭外利益；既重視眼前利益，也重視未來利益……從而最大限度滿足當事人的多元利益訴求。因此，調解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導向的糾紛解決方式。
其次，從糾紛解決過程而言，人民的尊嚴在調解程序中獲得有力保障。調解是基于合意的糾紛解決方式。調解的核心理念是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自治意味著當事人在調解程序中居于程序主體性地位，當事人對調解如何展開、糾紛如何解決具有最終話語權，調解員的作用是幫助雙方在各自既定目標之上尋求共識，重建人際關系。調解過程中，“人的尊嚴得到尊重和重視。他的身體、靈魂和精神所構成的整體都得到認真對待……調解就是一種恰當地對待人之整體的糾紛解決辦法”。調解是一種為當事人賦權的工具，它鼓勵當事人自己解決問題，對結果負責，從而能夠更好地培養人民的主體意識。
最后，從糾紛解決結果而言，人民的滿意度在調解程序中得到極大提升。所有糾紛解決制度都以讓人民群眾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為目標，但是，公平正義是人民在追求利益平衡時的一種價值判斷，具有較強的主觀性特征，不同的人對同一事物、同一行為會作出不同的評價，有著不同感受。“法律不應該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眾工作。一紙判決，或許能夠給當事人正義，卻不一定能解開當事人的‘心結’。‘心結’沒有解開，案件也就沒有真正了結。”調解秉持一種向前看的綜合性、系統性思維，它不止步于眼前糾紛的化解和當前利益的爭取，不是勝敗之爭，而是著眼于未來，采取“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的方式尋找糾紛雙方新的利益增長點，促成新的合作方案，使糾紛消弭于互利共贏的長期合作之中。因此，調解能夠實現當事人雙方利益最大化，能實質性化解矛盾糾紛，實現案結事了人和，更好為群眾解憂、為和諧護航。
二
當然，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糾紛解決方式，任何一種糾紛解決方式都具有局限性，調解也不例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做好調解工作，要體現在對糾紛解決的理性認識和實踐行動中。只有從理論上深刻認識“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才能讓調解成為值得人民信賴的基礎性糾紛解決方式。
第一，調解的根本立場是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權益。”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要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完善對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使群眾由衷感到權益受到了公平對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維護”。2024年11月，中央政法委聯合11部門印發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心規范化建設的意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確保人民群眾每一項訴求都有人辦、依法辦，努力實現人民群眾化解矛盾糾紛“最多跑一地”，切實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在基層調解實踐中，要杜絕“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等錯誤的調解理念，既不能強迫權利人讓渡權利，也不能讓當事人謀取超越法律的利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調解應當尊重當事人在調解程序中的主體性地位，遵循矛盾糾紛預防化解的客觀規律，充分傾聽當事人的利益訴求，在合法合理的框架內實現利益協調，從根本上實現長遠的社會和諧穩定。
第二，調解的價值準則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調解文化植根于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當代調解制度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安徽省桐城市深入挖掘六尺巷典故蘊含的文化內涵，結合新的時代特點，創新提煉“新時代六尺巷工作法”，走出一條源頭治理、多元共治、和諧共享的基層治理之路。2024年10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桐城市六尺巷考察時強調，“人民內部矛盾要用調解的辦法解決。六尺巷體現了先人化解矛盾的歷史智慧，要作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場所，發揮好中華民族講求禮讓、以和為貴傳統美德的作用，營造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環境”。倡導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豐富營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在價值觀念上的最大公約數，調解只有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真正獲得人民的情感認同。調解過程的糾紛解決方法是當事人與調解人協力探尋的方法，是雙方當事人平衡程序利益與實體利益的方法。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必須將情、理、法相結合，確保調解結果符合人民群眾判斷是非曲直、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要善于把握引導社會心態和群眾情緒，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調解、疏導等辦法，融法、理、情于一體，引導和支持人們合理合法表達利益訴求，妥善化解各類社會矛盾”。因此，調解要以“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為目標，旗幟鮮明地樹立弘揚真善美、針砭假惡丑的價值導向，遵循自愿合法原則，通過釋法明理引導雙方當事人正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圓滿化解糾紛。
第三，調解的力量源泉來自人民群眾的群策群力。調解工作者要密切聯系群眾，深入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意見，如果不懂群眾語言、不了解群眾疾苦、不熟知群眾訴求，就無法掌握正確的工作方法，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作為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典型樣本，“楓橋經驗”的核心要義就是依靠和發動群眾，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調解制度是群眾路線和社會自治的天然載體。調解員源自人民群眾，具有最廣泛的群眾基礎，各行各業代表都能作為調解員參與調解。近年來，我國的人民調解員隊伍不斷壯大，素質不斷提升。截至2023年10月，全國有人民調解委員會69.3萬個，人民調解員317.6萬人，其中專職人民調解員41.2萬人。他們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所長，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實踐證明，群眾工作基礎越扎實的地方，人民調解實效往往就越突出。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我國許多地方的社區、小區，建設“民情角”“睦鄰調解室”“群英斷是非”等協商平臺和調解組織，努力做到“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推動源頭預防、就地實質化解糾紛。例如，湖南岳陽的“群英斷是非”工作法，針對基層人民調解委員會難以調解的矛盾糾紛，在基層黨組織領導下，找準當事人信任的“群英”，在當事人認可的時間、地點，根據實際需要組織召開“群英”協商會或評判會，傾聽雙方分歧，擺事實、講道理、明政策，既明辨是非對錯又不拘于是非對錯，推動講理解、講感情、講包容、講風格、講來日，徹底化解矛盾、達成共識，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生動體現。無論是調解過程還是調解結果，都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實踐。
調解是做人心的工作，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第一道防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群眾滿意是我們黨做好一切工作的價值取向和根本標準，群眾意見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做好調解工作，真正運用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視角、人民的辦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糾紛，把人民當家作主具體、現實體現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才能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光明日報》（2025年07月16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