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體系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系統性風險疊加共振，導致全球穩定性與確定性供給嚴重不足。面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時代之問，中國通過自身發展的確定性來對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為動蕩的世界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這既是應對國際體系“熵增”趨勢的客觀需要，也是中國外交的政治承諾與戰略自覺，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智慧的深度融合。

【關鍵詞】中國外交 角色定位 穩定性 確定性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主席指出：“在世界百年變局中，中國提供了穩定性和確定性。我們將繼續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①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當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定位與責任擔當，構成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②這一時代之問的最新回應。“世界怎么了”指向的是一個正經歷深刻動蕩與變革的國際體系，其內在的穩定性與確定性正在被侵蝕。“我們怎么辦”則指明了中國的行動方向，即成為動蕩世界中的穩定力量和中流砥柱，為國際社會提供正向、稀缺且獨特的公共產品。這充分彰顯中國主動塑造國際環境、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為全球治理提供增量貢獻的使命擔當。

加速演進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呈現出系統動蕩性

深入理解中國外交的戰略抉擇，首先需要精準把握其所處的國際環境。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大國關系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深刻影響國內發展，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③世界動蕩變革并非孤立事件的偶然疊加，而是一種貫穿于國際體系各層面、各維度的系統性動蕩，其核心特征便是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的急劇上升。

時間維度：歷史周期的尾部震蕩與秩序重構。從宏觀歷史看，當前世界正處于多個長周期的交匯點。金融投資家瑞·達利歐的周期理論為此提供了有效框架，他認為世界運行主要受三大周期支配：長期債務與資本市場周期、內部秩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周期。④當前，這三大周期正處于劇烈動蕩階段。首先，在長期債務與資本市場周期層面，全球債務體系步入尾聲，累積的債務與金融脆弱性使儲備貨幣地位更迭風險上升。其次，在內部秩序周期層面，經濟增長放緩加劇了社會分配不公，導致貧富分化、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等問題，侵蝕國家穩定根基。再次，在外部秩序周期層面，國際權力格局的深刻重構加劇了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并沖擊著傳統聯盟體系。這三大周期的疊加共振，使得國際體系猶如一艘行進中的巨輪，面臨著航道變窄、水流湍急等復雜局面。歷史的鐘擺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指向變革與重組，其過程必然充滿動蕩與顛簸。

空間維度：體系與單元的聯動失穩。從空間層面審視，系統性動蕩體現在全球、區域、國家等不同層次的普遍失穩。宏觀上，全球地緣政治版圖正在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重構，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地緣熱點此起彼伏，大國博弈從幕后走向臺前，全球戰略穩定框架受到嚴重沖擊。中觀上，區域一體化進程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斷裂與重組的壓力，原本作為全球經濟穩定器的區域合作機制功能有所弱化。微觀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經濟增長乏力、社會矛盾激化、民眾信心缺失等發展困境，國家作為國際體系的基本單元，其內部的韌性與穩定性正在經受嚴峻考驗。這種跨越宏觀、中觀、微觀層面的聯動失穩，使得局部性危機更容易通過全球化網絡迅速傳導，演變為系統性風險。

主體維度：傳統大國意愿與能力的雙重赤字。國際體系的穩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主要大國提供的公共產品。然而，當前主要行為體，尤其是傳統大國的領導意愿與能力出現了“雙重赤字”。作為長期以來的體系主導者，西方傳統大國維護全球秩序的意愿正在下降，轉而奉行單邊主義政策，頻繁“退群毀約”，不僅未能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反而成為國際規則與秩序的破壞性力量。歐洲則深陷地緣沖突、能源危機、難民問題等多重困境，戰略自主步履維艱，難以在全球層面發揮更為積極的穩定作用。當傳統“系統管理員”的角色缺位或行為失范時，國際關系中的無政府狀態便會加劇，導致大國競爭失控，世界局勢的不確定性陡然上升。

內容維度：多領域規則與秩序遭到侵蝕。系統性動蕩并不僅限于地緣政治領域，而是全面滲透到經濟、科技、文化等各個方面。在國際經貿領域，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受到嚴重沖擊，貿易戰、技術戰頻發，全球統一大市場被人為分割。在科技領域，人工智能（AI）、量子計算、基因編輯等顛覆性技術在帶來巨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引發了關于倫理、安全與治理的深層憂慮，相關全球規則的制定遠遠滯后于技術發展。在人文交流領域，意識形態偏見與文明沖突論的沉渣泛起，為國際合作設置了障礙。這種全方位的秩序侵蝕，使得國際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數字治理等全球性挑戰時，更難形成共識與合力。

性質維度：體系穩態的破壞與負向演化。從系統論的角度看，穩定性是指系統在開放環境中，通過與外部的能量、信息交換和內部結構調整，來抵御擾動、維持自身平衡有序狀態的能力。一個穩定的國際體系，其突出表現是行為的可預測性和規則的有效性。然而，當前國際體系的抗干擾與自我修復機制正在弱化。強權政治對國際規則的肆意踐踏，使得相似事件難以得到相似處理，隨機性與任意性大增。大國間的“斗而不破”動態平衡被打破，戰略互信的基礎遭到侵蝕。這種狀態很難被視為一種導向更高級、更復雜有序狀態的正增長秩序，反而呈現出負增長的可能性，即體系的整體有序性下降，朝著更混亂的狀態退化。

矛盾維度：公共產品供需的結構性失衡。系統性動蕩的加劇，催生了國際社會對穩定、安全、發展等國際公共產品的巨大需求。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傳統公共產品的供應方意愿和能力下降，而新興供應方又面臨諸多制約，導致全球治理出現了嚴重的供需矛盾。這種矛盾具體表現為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安全赤字等全球赤字疊加糾纏。世界日益增長的對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需求與國際社會提供有效方案的能力之間的差距愈發拉大，這構成了當前國際體系最主要的結構性矛盾。

以上六個維度全景式呈現了當前世界系統性動蕩的多維表現和深層根源，需要注意的是，每個維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其他維度相互關聯，相互影響，使當前世界的動蕩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系統性、深刻性與持久性。正是這一嚴峻的國際環境，成為中國提出為世界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的根本出發點。

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定位

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與其自身的發展階段和實力地位密切相關。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和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與世界的聯系空前緊密。中國由過去主要依賴世界的穩定來謀求自身發展，轉變為以自身穩定和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的新階段，這種從受益者到貢獻者的角色轉變，正是“達則兼濟天下”的現代演繹，中國開始更加主動、系統地向世界提供更為豐富的國際公共產品。

面對日益動蕩的國際環境，中國沒有選擇獨善其身，而是主動作為，明確提出要為世界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提供”“注入”意味著一種主動、自覺的戰略選擇，這源于中國基于對自身發展階段和世界大勢的深刻洞察。中國為世界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并非空洞的口號，而是通過系統性的方案來實現。這套方案覆蓋經濟、安全、治理等多個維度，展現出綜合性與整體性特征。

做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者。中國以約占世界1/5的人口實現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持續擴大，形成了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中國憑借其巨大的市場潛力和完整的產業體系，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成為拉動全球增長的重要引擎。同時，中國積極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通過舉辦進博會、服貿會等，主動向世界分享市場機遇，以占全球總進口約13.3%⑤的規模為各國提供了寶貴的需求來源，起到全球經濟“壓艙石”的作用。

做國際和平安全的守護者。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在全球層面，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也是第二大維和經費出資國。在地區層面，中國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恢復外交關系、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和解對話，為中東地區帶來了和平的希望；積極推動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阿富汗等熱點問題，始終站在和平一邊，勸和促談。這些實踐提供了一種不同于西方強權政治的、具有東方智慧的沖突調解新范式。

做全球治理變革的建設者。針對全球治理赤字，中國并非“另起爐灶”，而是在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開創性的倡議。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到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再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共同構成了一套應對時代挑戰、完善全球治理的系統性解決方案。中國作為全球綠色轉型的引領者，貢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容量，并以多項全球領先的新能源技術和裝備制造水平，為各國可持續發展、為全球能源轉型提供更多“中國方案”。中國推動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等新型多邊金融機構，為國際金融體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做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的引領者。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打破了“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地走向現代化拓展了路徑選擇。中國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為全球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中國幫助許多發展中國家改善了基礎設施，為共建國家創造42萬個⑥工作崗位，提升了共建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為縮小南北差距、實現聯動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從更深層次的理論視角看，中國為世界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的行為，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對抗國際體系“熵增”的努力。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在一個孤立系統中，“熵”（即無序度）總是趨于增加，最終導致系統走向“熱寂”或崩潰。將此概念引申至社會科學領域，國際體系若無強大、持續的外部力量干預，其內部的沖突、混亂、失序（即社會熵）也會不斷增加。當前世界面臨的種種亂象，如道德赤字、戰略透支與道義綁架等，正是國際體系“熵增”的宏觀表現。

物理學家薛定諤在《生命是什么》中提出，生命以“負熵”為生，即通過從環境中吸取有序性來對抗自身的衰敗。同理，一個文明或國際體系要想延續和發展，也需要不斷攝取“負熵”，如有效的制度、共享的規范、合作的文化等。中國當前的一系列行動，本質上就是在為這個趨于混亂的全球系統注入“負熵”。無論是推動制度性開放、維護多邊規則，還是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文明交流互鑒，都是在創造和提供能夠降低系統無序度、增強有效連接和合作的“有序能量”。“天下為公”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觀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在哲學層面為創造“負熵”的全球性實踐提供了價值引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正在扮演著推動世界歷史在更高層次上互動演化的關鍵力量角色。

中國為世界提供穩定性和確定性的文化底蘊

中國提供的穩定性和確定性，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易經》中的《坎》卦，其爻辭“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恰如其分地詮釋了中國外交的獨特品格與特質。

“水流而不盈”的堅韌與恒心。坎卦以水喻示雖歷經險阻但持續向前的力量。這體現在中國外交的戰略定力，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多邊主義的重要原則。這種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本身就是一種寶貴的確定性。如同水流一樣，多邊合作總能順勢而為，以柔克剛，化解國際關系中的暗礁與險灘。

“行險而不失其信”的道義與擔當。坎卦強調即使身處險境，依然堅守信諾。面對貿易戰、技術封鎖等外部挑戰，中國既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又始終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規則，展現了“剛中而應”的辯證思維和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的承諾，如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等，言出必行，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提供了可靠的預期。

“維心亨”的格局與胸懷。《易經》主張“維心亨，乃以剛中”，意指保持內心的通達與中正，方能成就事業。這與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精神內核上高度契合。中國的發展不是“零和博弈”下的單贏，而是將自身發展機遇轉化為世界發展紅利。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和踐行四大全球倡議，中國致力于實現共贏，超越了西方傳統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邏輯，充分彰顯中國“以和為貴”“天下為公”的寬廣胸懷。

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中國擔當與實踐

人類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如何應對全球困局，是一道復雜難解的“必答題”。傳統大國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的猶豫、退縮甚至反向作用，使得世界秩序出現了領導力真空。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中國主動承擔起這一歷史責任，首先在認知上明確了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使命，繼而提出系統性的頂層設計與實施方案，并通過有組織的戰略行為付諸實施。這既是對國際社會期待的回應，也是大國內在發展的必然邏輯。一個真正的大國，不僅在于其經濟和軍事體量，更在于其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所能承擔的責任與做出的貢獻。

世界正處在一個因資本邏輯與舊秩序矛盾激化而導致的系統性動蕩期，中國通過提供穩定性與確定性這一稀缺的國際公共產品，推動國際秩序的變革與重塑。馬克思認為，資本的全球擴張打破了民族國家的封閉狀態，使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在這一進程中，大國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集中體現。⑦當前國際秩序的失序，本質上是資本主義主導的舊有生產關系無法適應經濟全球化新階段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中國的發展與擔當，代表了一種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組合，為世界歷史的演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任何偉大的歷史實踐，都是從質樸而崇高的道義起點出發，最終落腳于實踐操作層面。中國為世界注入穩定性與確定性，既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愿景，也有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具體路徑；既有大國擔當的戰略決斷，也有統籌發展與安全、平衡內外需求的精細運籌。與西方大國通過維護等級制秩序來服務于資本擴張的邏輯不同，中國提出的方案，無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是共建“一帶一路”和提出四大全球倡議，其核心是推動建立一個以平等互惠、合作共贏為基礎的新型國際交往范式，追求的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這并非簡單的權力轉移，而是一場深刻的秩序理念與文明形態的變革。

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地面臨嚴峻風險挑戰。其一，外部的戰略擠壓。中國的行動不可避免地會觸動現有國際秩序中的既得利益格局，特別是被守成大國視為對其主導地位的挑戰，中國的“熵減”努力可能被誤讀為對其主導下秩序的“熵增”，從而引發更激烈的戰略競爭與對抗，加劇非對稱戰略對抗態勢。如何在這種復雜博弈中平衡各方利益，團結大多數國際社會成員，是對中國外交智慧的重大考驗。

其二，內部的資源平衡。作為一個仍在發展中的大國，中國自身還面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諸多內部挑戰。向世界提供大規模的國際公共產品，需要巨大的資源投入。如何在“兼濟天下”的同時，確保對外戰略與國內發展議程的良性互動，實現內外大局的真正統籌，是中國需要處理好的重大關系。這要求中國的新型全球領導力必須是可持續的，必須在復雜局勢中做出難而正確的決策，防止因戰略透支加大中國社會內部的“熵增”。

通過為世界注入稀缺的穩定性和確定性，中國不僅在為自身的和平發展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而且推動世界歷史朝著一個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續的未來邁進。一個更加穩定和可預期的世界，符合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這既是中國對時代之問的響亮回答，也是一個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文明古國，在新時代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所做出的莊嚴承諾與重要貢獻。

【注：本文系2020年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印太戰略下‘東盟中心地位’重構與中國—東盟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項目編號20&ZD145）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上合組織天津峰會丨習近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新華網，2025年8月30日。

②《〈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主要篇目介紹》，《人民日報》，2023年4月6日。

③《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

④[美]瑞·達利歐：《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

⑤《商務部公布“十四五”成績單 主要指標進展符合預期》，中國新聞網，2025年7月18日。

⑥《外交部發言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將給各國共同繁榮帶來更多機遇 》，新華社，2023 年5月24 日。

⑦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責編/常妍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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