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革命性與世界意義
——國防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宋德星
關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毛澤東同志指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正是世界性的抗戰這個主題，使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革命性和世界意義不言自明。
偉大的中國抗戰是“中國的事”。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是年，日本關東軍侵吞中國東北三省，將中國東北地區改造成進一步擴大侵略的戰略基地。此后，日本的侵略魔爪從中國東北伸到長城以南。1937年，日本法西斯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偉大的中國抗戰是“世界的事”。對日作戰在遼闊的亞洲—太平洋戰線全面展開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特有的世界意義更為彰顯，并為反法西斯主要戰略力量所倚重。中國抗戰作為“世界的事”，還體現在成立盟軍中國戰區、中緬印戰區和東南亞戰區上。為采取聯合行動，中國在堅持本土抗戰的同時，還組織中國遠征軍赴印緬抗戰，為保衛緬甸、援救盟軍、協防印度、反擊日寇立下了汗馬功勞。（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宋德星，國防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導。主要從事國際政治理論思想、國際戰略、中國外交和南亞問題等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承擔多項重大科研課題的研究及組織管理工作。
敵后游擊戰方針的提出及其體現的戰略遠見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原主任 羅平漢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再強調，紅軍必須適應由國內戰爭到反侵略戰爭的轉變，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抗日戰爭時期，在軍事上，敵我力量懸殊，呈現明顯的敵強我弱態勢，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八路軍、新四軍必須將游擊戰作為主要作戰方式。我國國土面積廣大，地域遼闊，日軍雖然整體軍事力量強大，但兵力相對有限，重點只能放在占領重要城市與交通干線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八路軍、新四軍積極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方能在打擊敵人的同時，保存和發展自己。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八路軍各部迅速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相繼開辟抗日根據地，逐步形成與正面戰場相呼應的敵后戰場。
游擊戰最大的特點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樣既能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又能比較有效地保存自己。這種作戰方式決定了戰斗規模較小，每次殲敵的數量較少，易于積小勝為大勝。游擊戰中“游”是手段、“擊”是目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是“既游且擊”，而且“游”是為了更有力地“擊”。沒有八路軍和新四軍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其他人民武裝的敵后游擊戰，就不可能有敵后戰場的開辟與堅持，而沒有敵后戰場的堅固支撐，就不可能有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羅平漢，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主要從事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當代中國史的教學研究。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的時代要求和實踐進路
——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學術總顧問 王京生
在全球文化交融與技術變革的背景下，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度融入文化治理體系，既符合文明演進規律，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筑牢文化根基、提升治理效能的戰略選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天下為公”“和而不同”“經世致用”等思想精髓，為應對全球現代性危機、構建兼具文化自信與全球視野的治理范式提供了獨特智慧。面對數字時代文化認同挑戰，亟需通過創造性轉化，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
文化治理現代化要求突破工具理性主導的單一范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仁愛誠信”“禮法結合”等理念，可為技術倫理失序注入人文價值導向。在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領域，可以“仁者愛人”嵌入技術倫理規范，以“誠信”匡正數據濫用，以“天人合一”的現代表達、“義利并舉”的國際實踐，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方案。這種融合不僅是對西方資本中心治理范式的超越，更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治理觀的生動體現。
深化實踐需構建制度與技術雙輪驅動體系。制度層面，須將傳統文化精髓融入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頂層設計，健全“中央統籌-地方創新-社會協同”治理鏈條，完善文化法治保護與“文化+”融合發展戰略。技術層面，應推進數字賦能，建立人工智能驅動的非遺傳承平臺、文化治理效能評估系統，通過虛擬現實等新技術實現文化符號的多模態傳播。此外，需整合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學術支撐的多方治理力量。
激活傳統文化符號的治理效能是關鍵突破口。通過數字博物館、節慶創新等形式，將“六尺巷和合文化”等治理智慧轉化為社區共治實踐；借助社交媒體使地域性文化資源升維為全球公共產品。在文旅融合中深耕“水潤萬物”等哲學符號的敘事表達，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的當代價值。同時，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為載體，將“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等理念注入文明對話機制，推動傳統文化從歷史遺產轉化為引領人類共同發展的精神財富。（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王京生，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學術總顧問。研究方向為文化流動、文化權利、城市文化、文化產業和中國傳統文化。
新質生產力驅動下國家文化安全能力的現代化躍升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 胡惠林
隨著人工智能等新質生產力構成要素成為國家安全能力構成的關鍵內容，提升新興領域戰略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當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日益轉變為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競爭時，塑造國家文化安全能力就具有了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大意義。國家文化安全能力的現代化建構程度，將取決于新質生產力在國家文化安全領域的運用程度。在信息化時代，文化領域的生產力發展已成為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支撐。文化生產力的演進與科學技術的進步密切相關，其更新迭代遵循從傳統形態向新型形態的轉換規律。
新質生產力推動文化生產力從傳統形態向新型形態轉換，不僅推動文化生產力的發展，也為國家文化安全注入新的動力。以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為抓手，借助科學技術賦能、文化創新驅動和質量提升保障，實現從傳統國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向現代化治理能力的跨越，提升信息化條件下的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已成為推進國家文化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未來，應以新質生產力驅動國家文化安全能力躍升，推進國家文化安全戰略性基礎設施建設，在活力和秩序的統一中推進治理觀念變革，優化國家文化安全能力戰略布局，從而全面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5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文化和旅游部國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首席專家。主要從事國家文化安全戰略與治理、文化產業理論與政策、文化經濟學研究。
穩健調適：中國特色公共安全治理的演化特征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長 鐘開斌
公共安全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而政策文本分析則是反映國家治理變化的重要方法。對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進行政策文本分析發現，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公共安全治理活動呈現穩健調適的演化特征，在總體保持穩定的基礎上，公共安全治理的領域歸屬從社會治理轉向國家安全，具體目標從健全體系轉向完善機制，關注對象從傳統風險轉向新興風險，工作重心從事后處置轉向事前預防，實現方法從傳統手段轉向科技賦能。
經過一系列穩健調適，我國逐步構建起一個“1＋1＋4＋N”的梁柱型公共安全治理框架。其中，“頂梁”是堅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統領：做好公共安全治理工作，必須堅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統領，將其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主動塑造和積極維護國家安全、努力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的總體框架下進行統籌謀劃。“底座”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筑牢公共安全治理的底座，夯實公共安全治理的常態化基礎，必須堅持源頭治理、預防為主，加快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增強社會治理效能，積極推進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建設。“支柱”是強化重點領域治理：以防災減災救災、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社會治安防控四個領域為基本盤，不斷吸納生物安全、個人信息保護、人工智能等新興風險領域。建強公共安全治理的支柱，要堅持系統謀劃、總體設計，通過抓好各個重點領域的安全，為整體公共安全乃至國家整體安全創造有利條件。（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5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鐘開斌，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長、教授，中國應急管理學會秘書長。研究方向為應急管理、風險治理、國家安全、國家治理、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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