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基層干部的工作狀態和干事心態，關系著當地發展面貌和社會風貌，反映著基層政權治理的能力與水平。為了更好地傾聽關注基層干部的心聲訴求，精準把脈基層干部的干事心態與成長規律，進一步激勵基層干部在推進高質量發展中擔當作為，人民論壇編輯部組織開展“2024年基層干部關注的十大話題”征集活動，在前期征求專家學者和部分基層干部意見建議的基礎上，歸納出20個話題；2024年1月，在人民論壇微信、微博等平臺發布網絡調查問卷，并對多個地區黨員干部進行了定向推送，同時結合電話采訪進行抽樣調查，最后得出了基層干部關注的十大話題。
當前基層干部關注的十大話題
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頑疾如何根治
本次調查中，如何根治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頑疾成為基層干部最為關注的話題。調查訪談中，多數基層干部提到了對于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頑疾的反感。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有著不同的表現，一些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屢禁不絕，老問題隱形變異、新問題時而出現。一些基層干部談到“填表之煩、臺賬之累”“痕跡管理”“紙來紙去”的形式主義依然存在，而“說了等于做了，做了等于做成了，做完了等于做好了”的“應付式落實”、“認認真真走過場，踏踏實實搞形式”的情況在一些地區開始冒頭。有受訪者坦言：“形式主義久治不愈，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搞形式主義得甜頭，有利可圖。如果搞形式主義嘗的盡是苦頭，搞的人自會少起來。”也有基層干部表示：“處在基層一線，任務多人手少，完成上級指派的各項工作任務已經很難了，有些突發性工作安排按照正常流程往往‘做不完’‘做不好’，還面臨問責的風險，不得不以形式主義應付了事。” 還有干部期待“希望能夠盡量減少多頭重復向基層派任務要表格、執行政策‘一刀切’等機械式做法”。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基層干部抓落實、干實事的“絆腳石”“攔路虎”，亟需下大力氣重點突破和解決。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107547起，其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45779起，從查處問題類型看，在履職盡責、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方面不擔當、不作為、亂作為、假作為，嚴重影響高質量發展方面，2023年共查處問題39781起，占查處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總數的86.9%。近年來，黨中央把堅決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為重點，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持之以恒狠抓作風建設，解決了一批突出問題，剎住了一些歪風邪氣。同時，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具有頑固性、反復性、變異性，反彈回潮的可能性較大，不僅加重基層干部負擔，割裂干群關系，還會導致政策執行環節變形走樣。
能者多勞與庸者逍遙
在談及工作狀態時，一些基層干部表示面對日常繁雜瑣碎的工作事項，既有壓力焦慮，也有動力干勁。尤其是面對強度大、時間緊、任務重的工作，在齊心協力攻堅克難完成任務過程中，體會到了責任感和價值感。同時，也有一些干部坦言，不怕多勞，就怕白勞，不怕勞苦，就怕勞無所獲，甚至被問責。還有一些干部提及，在基層中存在著忙閑不均、關鍵崗位很缺人、一般崗位養閑人的現象。在分配工作任務時出于又好又快完成的考慮，踏實肯干且出活兒的能者，越干被分配的活越多，經常加班加點，而那些不愿干、干不了、干不好的庸者卻經常閑著，再加上績效激勵少，能者工作量多、承擔責任多、甚至多干出錯的概率大，而庸者工作強度低、責任承擔少，還能夠得到不少于“能者”的工資報酬與其他福利，這不僅挫傷了能者的干事積極性，面對一些棘手的任務開始“如履薄冰”，也導致一些原本有干勁和能力的人員，開始耍太極、踢皮球、撂擔子，希望事情能少則少，成為心態“佛系”、狀態“躺平”、工作“擺爛”的逍遙庸者。
“木桶”因短板而費功，在基層治理中，部分逍遙的庸者制約了治理能力的提升，阻礙了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的解決，破壞了黨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2022年，江蘇、浙江、河南等地曾組織評定“躺平式”干部，推動干部隊伍“站起來”“跑起來”，2023年，各地緊盯黨員干部不擔當不作為，辦事庸懶散拖、推諉扯皮等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開展專項治理，倒逼黨員干部履職盡責。“補短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綜合施策“一錘一錘釘”。“補短板”的同時也要“促長板”，完善獎懲規則，用“多勞多得”破除“白勞苦勞”，用好激勵機制、問責機制與容錯機制，破除“多干多錯”的迷思。讓想干事、肯干事的基層干部輕裝上陣，以更飽滿的精神狀態和工作狀態投入到基層治理的各項事務中去。
多頭泛化的考核與指尖上的負擔
對基層的各項工作予以科學有效地考核，是考察識別干部、激發干部干事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在當前考核工作中，多頭泛化的考核是受訪干部反映較強烈的問題。有基層干部談到，考核項目多、指標多，評估檢查多，并且考核越來越細化，賦分越來越具體。從頻率上看，除了月度考核、季度考核、年終考核之外，還有綜合考核、專項考核、周評比等。不少地方采取千分制考核，還要進行考核排名，落后將面臨著約談、淘汰等后果。有鄉鎮干部無奈地表示，為了爭取不當后三名，只能在各種各樣的考核指標和任務中“打轉”，耗費了不少資源，占用了很多時間精力。一些基層單位為了取得好名次，干部整天與各種材料和表格打交道。還有干部表示，所做的一些實際工作沒有納入考核體系之內，甚至因為考核指標的“一刀切”要求與實際情況相差較遠而影響工作實效。有干部期待“考核從重過程向重結果轉變，從一味挑毛病、隨意發號施令向既發現問題又幫助解決問題轉變。”
訪談中，有鄉鎮和社區的受訪者提到，在實際工作中與群眾“面對面”溝通交流的時間被各種工作群和應用程序（APP）所擠占，每天在不同部門單位開發的APP中切換，完成簽到打卡、學習點贊、上傳“留痕”等要求。有的地方將基層干部在政務APP上活動的頻率和表現異化為考核工具，使得基層干部忙于“鍵對鍵”地溝通，顧不上“面對面”解決問題，整日圍著“指上考核”轉，遠離了百姓關切和真抓實干。原本為了提升基層治理效能的數字化異化成為“指尖上的負擔”。
干部擔當作為的正向激勵與保護機制
訪談中，有受訪者提到在一些地區和單位中存在著不擔當、不作為、亂作為、假作為現象。有的聽到問題當“聾子”、遇到問題裝“瞎子”、碰到問題做“拐子”，不擔當不作為不負責；有的懶散躺平，領導調度勤就往前趕一趕，稍一放松就停滯，一問進展，永遠在推進，永遠在調度，永遠沒結果；有的不守紀律、不講規矩，吃拿卡要，“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有的業務不精，腦中無策，手中無招，忙忙碌碌裝樣子，平平庸庸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樣子；有的說一套做一套，執行政策大打折扣，甚至把“不會干”“干不好”當作擋箭牌，認為誰能干誰干、只要工資獎金不少、不會就不干；有的不比責任比待遇、不比能力比資歷，不比為民服務只比職務職級，不比干事比獎勵，心態失衡、搬弄是非，誣告亂告；還有的疏于干事、精于鉆營，懶于做事、善于作勢，熱衷于搞關系、拉幫結派、“搭天線”“拜碼頭”。
調查中，受訪者對于擔當作為對個人成長成才和基層治理的重要性表示高度認同。不少干部談及，樹立“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鮮明用人導向，真正讓實干者實惠、有為者有位、無為者失位，能夠激發更多干部在推進高質量發展中爭優、爭先、爭效。也有干部希望在全面從嚴治黨的背景下，突出嚴管與厚愛結合、激勵與約束并重，不斷完善相關制度機制，使“澄清正名、回訪教育、打擊誣告、容錯糾錯、激勵擔當”等各項機制相互支撐、貫通協調、協同發力，從而營造干事創業“為擔當者擔當，為盡責者負責，為探路者護航”的良好氛圍；還有干部期待，在擔當作為方面，希望涌現出更多地“以上率下”的領導干部，少些只喊不干，處處要求下屬“給我上”的干部，多些喊出“跟我上”帶頭看實情、出實招、辦實事的領導干部。
如何促進體制內人才合理流動
人才流動是人才充分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近年來，中央、地方出臺了多項舉措促進人才流動。調查中，有年輕基層干部希望通過掛職鍛煉、交流轉任等方式向上流動，以開拓視野提升能力。也有基層干部談及單位的調動機制較為僵化，無奈表示“單位不愿放人走，設置了多種限制條件”“想參加遴選等各種考試，也得單位同意給開證明”。有鄉鎮干部反映“流動到縣直機關工作變成了鄉鎮領導干部們的‘隱形福利’”。還有受訪者提及，在基層想要向上級機關流動，遴選是主要方式。參加遴選得符合年齡要求，哪怕再優秀，年齡超了也不行，有意愿有能力的年齡超了去不了，基層培養的留不住，新錄用的鄉鎮公務員在基層服務年限滿了之后就考走了。公開遴選作為促進基層與上級機關人員流動的重要方式，有助于優化公務員隊伍來源和經歷結構，形成從基層選人用人的良性機制。據統計，2017—2021年全國共有3.5萬名基層公務員通過公開遴選進入上級機關工作。目前，國內有部分省市已經在省（市）直機關公開遴選時，將年齡要求調整為40周歲以下。
晉升“天花板效應”
在基層，最重要的激勵手段仍是晉升提拔。長期以來，受到編制和職數限制，基層干部的晉升空間較為狹窄，一些干部缺乏工作動力與積極主動性。2019年，中央辦公廳印發《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規定》，其中“堅持向基層傾斜”是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六個堅持”之一。這一制度實施以來，拓寬了基層干部職業發展空間，縣鄉機關從原來主任科員以下4個層次增加到二級調研員以下9個層次，職級與待遇掛鉤進一步強化了對基層公務員的持續激勵。調查中，基層干部普遍認同實行職務職級并行所帶來的待遇晉升利好，感覺有奔頭、干勁足。同時，也有受訪者表示在個別地區依然存在晉升“天花板”效應：“職級職數有比例和名額限制，考評晉升存在人為操作空間”“沒有擇優晉升而是論資排輩，干活多的年輕干部心里不平衡”“職級被有實職的領導兼任，默默無聞的‘老黃牛’職務和職級啥都沒沾邊”。訪談中，還有受訪者認為“晉升或許有天花板，但是成長沒有天花板”，表示在基層廣闊空間中經磨礪才能長閱歷增才干。
破解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難題
基層是國家治理的神經末梢，也是服務群眾的前沿陣地。調查中，不少受訪者尤其是鄉鎮與村社的基層干部，對于權小責大、事多人少，“小馬拉大車”的難處深有體會。某地基層治理的調研報告顯示，當地鄉鎮承擔著黨的建設、城鄉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公共服務五個類別152項職責事項，與縣直部門共同承擔城鄉管理、自然資源、應急管理、農牧、林草、生態等六個領域221項共擔事項。事務繁雜之余，還有不少問題關涉群眾的切身實際利益，牽涉面廣，處理起來較為棘手，再加上鄉鎮基層自主權不多，項目決策、資源調配等職權較少，“屬地管理”制度下，主要抓執行落實的基層干部任務多、責任大是工作常態。不少基層干部將其工作狀態比喻為“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上面千把錘，下面一顆釘”。
基層“難留人”怎么破
由于鄉鎮村莊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大量農村青壯年選擇外出打工，在發展年輕黨員和培養后備干部時，找不到合適人選，導致村（社區）干部培養斷檔，現有干部隊伍老齡化較為明顯，年輕后備力量十分短缺。近年來，通過組織實施“三支一扶”計劃、教師特崗計劃、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等基層服務項目，有關部門已經累計選派了250多萬名高校畢業生到基層服務。據統計，截至2020年底，全國累計選聘大學生村官53.7萬名。
調查中，有基層干部談到，年輕人才的到來，給基層治理帶來了新的活力與動力，只是服務是有期限的，人才是否能夠留在鄉村長期發展不確定。還有干部坦言，一些年輕人就是來基層過渡一下，遲早是要走的。當被問及基層難留人的緣由時，有的認為，基層工作條件艱苦，事情多勞累多收入少責任大；有的提到，大學生無論是在基層還是被抽調到上級部門幫忙，若僅僅從事資料收集、數據統計、填表格報材料等任務，對自身能力提升有限，成長獲得感不足，與理想反差大；還有的提及一些現實因素，比如因工作與家人分隔兩地，希望兼顧工作與家庭。對于如何破解基層留人難題，多位受訪者期待進一步拓寬基層干部的發展空間，并推動減負落在實處，使來到基層的年輕人待得住、干得好，在以才興業、業興人強的生動實踐中找到價值感和歸屬感。
新形勢下基層干群關系的鞏固
民生福祉無小事，一枝一葉總關情。基層干部面對的是群眾，操勞的是民生。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鄉村熟人社會中，基層干部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保持著緊密的血肉聯系。改革開放后，城鄉之間流動性加強，出現了不同群體的分化，基層群眾工作對象復雜化、方式多樣化、環境網絡化、要求精細化等新特征日益凸顯。
調查中，多地受訪者談及在群眾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有的日常疲于應付上級指派的各種任務，沒有充足的時間精力做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與群眾“面對面”溝通頻率少，溝通效果不佳，難以發動群眾；有的基層年輕干部面對矛盾糾紛，處理協調的經驗和能力不足，難以說服群眾，認為群眾“一有事情就來找，解決不了就要罵，出了問題還要告”難以與群眾心貼心；有的地方政策舉措缺乏特殊性考慮，與群眾需求產生偏差，在執行過程中容易引發群眾的不理解、不配合、不滿意，基層干部在做群眾工作時容易碰壁，難以推進，有明顯的無力感；還有的地方外出務工人員占比較多，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以微信群聊、電話聯絡等取代了進村入戶全面了解實際情況。
對于新形勢下的干群關系，多位受訪者表示，希望能夠充分調動和發揮群眾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使群眾從旁觀者轉變為實踐者，實現共建共治共享。還有干部期待完善輿情應對機制與問責機制，使基層干部能夠放開手腳在一線矛盾多、困難多的地方經磨礪、長才干、見實效。
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積極防范化解
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工作是統籌發展與安全的內在要求。當前，地方隱性債務規模逐步下降，債務風險得到整體緩解。同時，從全國看，地方債務分布不均勻，有的地方隱性債務規模仍然偏高，面臨較大還本付息壓力，風險不容忽視，由此引發了干部的關注。訪談中，受訪者普遍表示理解地方財政的客觀難處與地方債的復雜性，也有干部指出，近年來個別地方官員在政府債務上亂作為，干部唯GDP的扭曲政績觀是導致債務風險的重要因素。提及當前防范化解地方債務的難點，有干部指出，在傳統基建趨于飽和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如何謀求新的經濟增長點，以此撬動更多投資是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在高質量發展中推進債務風險化解，在化解債務風險中找到新的發展路徑，需要有更多改革創新的好點子和金果子。
基層干部關注話題的特征分析
從上述基層干部關注的十個話題來看，呈現出五個較為明顯的特征。
第一，多個問題呈現出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深度關聯，其中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或隱或顯，貫穿其中。從問題本身來看，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頑疾、能者多勞與庸者逍遙、多頭泛化的考核與指尖上的負擔、晉升“天花板效應”、基層“難留人”、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等問題具有頑固性和反復性，并且相互交織、互相影響。例如，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老問題在移動互聯網場景下花樣翻新為基層干部“指尖上的負擔”；督查考核方面，在一些地區名目多、頻率高、重痕輕績的形式主義給基層干部帶來多頭泛化的考核焦慮；在個別單位“干好干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的流于一般化、表面化的形式主義考核導致了“庸者逍遙”，“論資排輩、到點就升”削弱了職級晉升的激勵作用，晉升“天花板”效應依然存在；在一些地區，基層干部面對無休止的臺賬清理、數據填報、數不清的以會議代替落實，各種各樣攤派的臨時事務以及問責風險，加重了“小馬拉大車”的無力和無奈感，本就人手短缺的基層，難留人的問題更加凸顯，而這些由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在不同場景不同領域衍生變異的問題，又反過來加重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頑疾的根治難度。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具有多樣性、變異性、頑固性和反復性，一直是基層治理中的頑瘴痼疾。習近平總書記曾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實質作出深刻剖析，“官僚主義實質是封建殘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嚴重、權力觀扭曲，做官當老爺，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形式主義實質是主觀主義、功利主義，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用轟轟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實實的落實，用光鮮亮麗的外表掩蓋了矛盾和問題。”可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一個明顯的共性是“虛多實少”。 作風建設是一場持久戰攻堅戰，持續靶向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持續提升基層干部的減負獲得感。
第二，基層治理實踐中，一些基層干部的工作狀態和干事心態呈現出“實”與“虛”、“當前”與“長遠”的權衡。調查訪談中，不少基層干部提及日常工作中的忙與累。隨著交流深入，當被問及忙與累帶來的價值感或者成長收獲時，一些干部的回答呈現出明顯不同：相比于擔當作為出實績、有實效的干部，苦于形式主義卻不得不被動應付而忙碌的干部，價值感獲得感偏低。在一些地區，常態化的任務繁重，再加上層層加碼，“頂格管理”濫用，導致本就“壓力山大”的基層干部在面對“最高標準、最嚴要求、最快速度”的管理要求時不堪重負，特別是面對上級部門提出的高要求，以及附帶著考核督查和問責的強管理，有的基層干部選擇了消極懈怠甚至“躺平”，要么得過且過應付了事，要么拈輕怕重虛字當頭，要么畏首畏尾不敢做事；有的則是陷入了以形式主義應付形式主義的“偽忙碌”，被調侃為“認認真真搞形式，扎扎實實走過場”，以形式主義之虛空，替代了抓落實出實效的工作實績，還有的基層干部出于不出錯多出彩的考慮，固守著文件的條條框框和上級的任務攤派，無視當地實際和群眾訴求，在當前和長遠的考量上，沒有把階段性工作與長期性目標結合起來，比起干打基礎、利長遠的事情，更多傾向于貪一時之功、圖一時之名。對此，一方面要持續深化基層減負，為基層干部干事創業創造良好條件；另一方面，也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矯正錯位的政績觀和責任觀。
第三，干群關系的和諧，與擔當作為的干部工作積極主動性、價值成就感，是雙向互促的正向反饋過程。訪談調查中發現，群眾的廣泛認可，是基層干部擔當作為積極主動性和成就感的重要價值來源。有不少干部坦言，為群眾做實事，得到群眾的認可，再苦再累也值了。一方面，基層社會治理和執行各項政策最終是要回應群眾訴求。只有群眾廣泛認可治理措施，基層治理才會有不竭動力，干部擔當作為的積極主動性在受到群眾認可的成就感中形成持續正向強化。另一方面，在治理實踐中，面對紛繁復雜的利益格局和多樣訴求，基層干部最大程度地組織發動群眾參與基層治理，充分發揮群眾主體性作用，依靠群眾解決群眾身邊的矛盾問題，能夠真正出新招、出實效。近年來，湖南省岳陽市岳陽樓區東風湖社區“群英斷是非”訴源治理工作方法、遼寧省沈陽市牡丹社區的“三零”工作法，福建省明溪縣“僑鄉楓橋”解紛工作法，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的小區物業矛盾“信托制”解紛工作法……一個個從“楓橋經驗”衍生而來的基層社會治理工作方法不斷涌現，從鄉村拓展到社區、網絡等地域空間，從社會治安擴展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多個領域。①解好一道道治理難題，彰顯的是基層干部對群眾的“感情指數”，標注的是基層干部的“辛苦指數”，提升的則是老百姓的“幸福指數”。
第四，基層干部普遍工作壓力大，焦慮心態需要疏導，工作價值感和成就感需要持續強化。調查訪談中，感受到基層干部普遍壓力大，有鄉鎮干部聲音中難掩疲憊，坦言日常奔波于名目繁多的會議、加班加點挖空心思報材料、疲于應付“不接地氣”的調研檢查，空耗了許多時間精力，消磨了實干的熱情和勁頭，看似每天忙個不停，實則負面情緒交織：對形式主義倦怠卻無力，對治理空轉焦慮又迷茫。也有干部在訪談中提及知識能力不足和本領恐慌帶來的危機感加重，特別是面對基層治理中新出現的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多樣訴求調和等，感到焦灼不安，陷入無視推脫可能面臨問責、解決應對缺乏可靠辦法的兩難境地；還有干部呼吁，基層減負不僅要減看得見的“文山會海”“繁文縟節”“迎來送往”，還要減看不見的“精神壓力”和“心理負擔”。對此，開展基層干部心理健康關愛行動，驅散基層干部心頭霾，持續提升干部的工作價值感與成就感顯得尤為必要。
第五，從基層治理效能提升來看，把握好國家治理的統一性與靈活性，有助于激發基層創新實踐和干部干事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城鄉基層治理領域提出了一系列治理目標，在資源大規模輸入和公共服務高標準供給的背景下，為了保障治理目標實現，對于基層治理實行了具體化要求和精細化考核。隨著基層治理日益規范化、標準化、公開化，一些基層干部坦言，在執行政策過程中面對需要因時因地靈活處理的實際情況時，存在著一些困惑或者顧慮，“是照章辦事呢，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應對”“搞變通萬一被上級處分怎么辦”“執行政策過程中面對具體問題時怎樣做才算是合理變通”“部分政策與制度設計本身存在模糊性，如何正確理解與有效執行”。這些困惑以及可能被問責的顧慮，削弱了基層干部干事的自主性和積極性，曾有媒體報道，為了規避風險和責任，一些基層干部不再變通，甚至不再向上反映實際情況。由于不做“變通”，一些地方在政策執行中演變出形式主義，甚至一味迎合，為了加分而創新，片面追求標新立異，忽視實際工作效果和群眾需求，耗費大量人財物力，影響惡劣。
抓落實的基層干部，在面對需要一事一議解決、因時因地靈活處理的情況時，難免會在上級部門的剛性要求和問責壓力，以及群眾的多樣訴求中舉棋不定，甚至有的直接信奉“上面怎么說，下面怎么做”，不管政策執行是否符合實際，一味照章辦事，從而催生新的形式主義。基層在不違反政策原則前提下結合具體實際進行創新探索，不僅是有效落實政策、增進民生福祉的重要方式，也是有力提升基層干部工作價值感、激勵干部干事創業的重要來源，還是提升基層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徑。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需要逐步推動各方面機制和制度的成熟穩定，而且需要解決規范制度與復雜流變社會的匹配性問題。如何把握好國家治理的統一性與靈活性，有專家建議“將群眾工作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一方面需要通過政治建設、制度建設為經濟社會發展構建穩定框架；另一方面，需要在基層領域、政府與社會接觸領域、非主要矛盾領域采取“放活”策略，以此來降低國家治理成本，這些領域蘊含著巨大的群眾力量，具備開展群眾工作的廣闊空間。概言之，發揮群眾工作優勢是邁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維度。②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基層是改革發展穩定的第一線，是各種矛盾和問題的集聚地”“必須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絲毫不能放松”。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基層治理面臨著很多新的問題與挑戰，需要充分調動基層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勵引導廣大干部能擔當、善作為、謀發展，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上當好執行者、行動派、實干家，以忠誠擔當、求真務實為基層治理現代化繪就新篇章。
（執筆：人民論壇記者王慧、常妍、李一丹）
【注釋】
①沈若沖：《掌握“緊緊依靠群眾”的方法——堅持好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人民日報》，2023年12月25日。
②桂華：《與時俱進創新群眾工作方法》，《人民論壇》，2024年第8期。
責編/李丹妮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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