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承澤園內，海棠正值花期。在庭院正中的一間辦公室里，頭發銀灰的黃益平已伏案工作良久，為晚上與“日本物價研究第一人”渡邊努的交流而忙碌著。
今年年初，黃益平出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不久后，他又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新一屆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繼2015年之后再度入選。接連擔任兩個備受矚目的職務，讓他迎來高光時刻。負責他日程安排的秘書胡曉雯說，黃益平現在比過去更加低調，很少接受媒體采訪，尤其是關于自己的“個人敘事”，他思考更多的是經濟的“時代議題”。
幾十年來，從本土走向海外，從學界轉向業界，最后又回到腳下這片熟悉的土地，回歸一個學者的身份，黃益平奔走、扎根在經濟研究第一線，用腳力、腦力和心力來觀察、理解中國經濟，始終不變的是他對改革的熱忱和擔當。
現實關照
黃益平在浙江余姚的農村長大。年輕時，當別人把人生理想確立為科學家、教師或者企業主時，他只想成為一名生產隊會計。改革開放后，生產隊解散，他調侃自己“職業生涯還沒有開始，理想就已經破滅”，于是就去考大學。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農業領域改革是經濟社會領域的熱點。在大學，黃益平學的專業是農業經濟學。1987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時，因為一心只想做農村政策分析，他被分配到了當時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主要工作是研究、試點糧食體制改革。
直到今天，黃益平依然認為，盡管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時間不長，但卻是他“一生中收獲最大的階段”。“那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時代。”黃益平說，一群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在工廠、農村工作生活過很多年，了解基層的情況，也對改造世界躊躇滿志。在那里，他向林毅夫、周其仁、盧邁等同事學習調查研究、政策分析，在河南新鄉參與全國糧食購銷體制改革試驗區的工作，在安徽調查“包產到戶”之后農業發展和農村改革問題，“感覺每天都能學到新東西。”
正是這段經歷，奠定了黃益平此后的學術風格——研究扎根中國的現實問題，關注理論研究的現實價值。“他總是會問，‘你發現了這個結論，對中國的政策和改革有什么啟示和意義呢’？”回憶起跟隨黃益平讀博士和一起研究的經歷，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茍琴說，黃益平與其他學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從來不會為了發表論文做研究，而是從經濟領域新的現象、新的趨勢出發，試圖去理解一個研究對推動中國現實發展的價值和意義。
最近幾年，他的研究重點轉向了數字金融領域。“為什么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在金融領域碰到很多現實困難解決不了，很多年一直想解決都解決不了。但后來發現，數字金融興起以后，有一些問題解決了。”黃益平說，學者的心里必須要有一個現實關照，想清楚為什么、怎么辦。“如果把這個問題研究透了，全世界都會很感興趣！”黃益平興奮地說。
知易行難
黃益平的辦公室里，掛著學生朱欽琦送給他的一幅字——“知易行難”，內容是他指定的。他很喜歡這幅字，還特意拍了照片發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上，并注明“辦公室內景，亮點是墻上的字”。知易行難，正是他做人治學的態度。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對當時長期從事農業經濟研究的黃益平產生了很大沖擊，這使他意識到“金融和傳統的經濟活動都不太一樣”。黃益平說，農業政策的現實影響很簡單，政策好了，糧食產量自然就上去了；政策不好，農民種糧沒有積極性，糧食產量就會下降。但是金融危機對一個經濟體的沖擊是巨大的。這讓他對金融問題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將關注點從農業經濟轉向金融領域，認為這將是中國未來重要的改革議題。
那時，花旗集團向黃益平拋來橄欖枝，這也意味著黃益平要走出“舒適區”，從研究者變成實踐者，一切從頭開始。但是，能夠親身體驗金融機構是如何運作的，更多地接近市場，這樣的機會可遇不可求。于是，他接受了邀請，并一直在那里工作了9年，擔任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短、平、快”，是黃益平在花旗集團工作的最大感受。盡管都是從事經濟分析，但研究目標有很大差異。在他看來，投行要為投資者服務、為客戶提供價值，這要求他和同事們不斷去探索理論分析和現實需求之間的差異，而且市場是瞬息萬變的，非常考驗研究者的知識積累和反應能力。因為投行的工作節奏很快，所以許多研究報告都不夠精細。
因為這種“較真”，黃益平被同事們評價“很像學者”。他也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自己內心更傾向于做一名學者。“本來只想體驗一下，沒想到一直工作了9年。但我到投行工作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最終是要回歸學術的。”黃益平說。
他坦承，自己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經濟快速發展給了他立足經濟學界的機會，業界的工作經歷讓他更好地了解金融的運作、市場的結構，也為他未來的金融研究積累了厚實的實踐基礎。
后來，黃益平把自己的這段經歷總結為“擁抱不確定性”。他鼓勵學生，努力做好手頭的事情和不放棄尋找熱愛的事情，兩者并不矛盾。“不確定性是一個挑戰，但也會帶來許多機會，既然刪不掉、躲不開，那就勇敢地迎上去。”黃益平說。
家國情懷
今年，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迎來創院30周年。過去30年，這里的學者幾乎參與了國內每一場重要經濟改革問題的討論。作為院長，黃益平坦言自己“壓力很大”。
他的壓力，不僅來自于從如何管理自己向管理一個“一流經濟學家扎堆”的學院轉變，更來自于如何在林毅夫、周其仁、姚洋等歷任院長的基礎上，將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學、科研、智庫建設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他是少有的能同時被學術界、政策研究界、監管部門和企業界接受的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黃卓說，這與黃益平曾經在政府研究部門工作過，擁有長期在學術界的研究經驗，后來又在投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如今又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經歷有關。正是這樣獨特的人生經歷，“塑造了獨一無二的黃益平”。
至今，黃卓仍然對2016年發生在朗潤園的那場產業政策大辯論記憶猶新。那一年，林毅夫和張維迎就產業政策問題發生爭論。黃益平想，既然都是一個學院的同事，與其“隔空交鋒”，不如坐下來面對面討論一次。他作為學術協調人提出這一想法，林毅夫和張維迎都欣然接受，并決定全程直播，于是有了人們看到的那場影響深遠的產業政策大辯論。
很多人經常問他，作為院長，如何協調不同經濟學家之間的觀點和爭論？黃益平說，有時候他自己的研究也會受到其他同事的質疑，但“和而不同才是健康學術環境的表現”。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同樣的改革議題，不同經濟學家之間相互辯論已經司空見慣，但可貴的是不傷和氣，這是他們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文化，他有責任將這種文化傳承下去。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有許多資深學者，我剛來工作時他們是我的偶像，我快退休了他們還是我的偶像，而年輕學者們也將一代代成長起來。”黃益平說，如果一定要為這里的學者尋找一個“最大公約數”，那就是不同年代從海外歸來的知識分子來到這里，就是希望為中國經濟發展做一番事業。
2021年，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由朗潤園遷入承澤園時，邀請林毅夫、海聞、易綱和張維迎四位創始人一起同臺交流，許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一度廣為流傳。
談起那天的細節，黃益平說：“討論快要結束的時候，我試著提煉了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兩條核心文化，一是家國情懷，二是和而不同。易綱老師又在中間加了一條，高度自信；林毅夫老師也加了一條，求同存異。”這就是他所理解的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30年來形成的歷史傳統和精神。
進入人生的第60個年頭，黃益平“唯一的目標”是還能繼續有很多時間去研究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問題，產生一些國際前沿成果，形成一些對國家有用的政策，為改革再盡一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