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轉變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所以，對于由此產生的削弱消費的作用力，總體上無法做出人為的改變。然而，除了來自人口因素的直接效應，還有一些與人口間接相關的因素，以及與之關聯度較低的因素，也對消費增長具有負面影響。從這些因素著眼打破需求制約，盡可能降低其負面影響，相關政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一個受到人口間接影響的消費制約因素是所謂的增長效應或收入效應，其中包括收入分配效應。隨著人口負增長時代的來臨，中國經濟將在更大的基數和更高的質量上，以相對慢的速度增長。這個經濟增長的減速，會從兩個方面產生降低居民收入增速的效應。一方面，經濟增量的相對減少，直接限制了可以轉化為居民收入的“蛋糕”規模。另一方面，較慢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也制約著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幅度。這時，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越來越具有重要的政策優先地位。
經濟理論和實際經驗都表明，處在不同收入分組的群體，通常具有大不相同的邊際消費傾向。由于低收入人群有著尚未得到滿足的消費需求，因此，他們在收入增加的情況下，通常會把較大的比例用于消費，即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由于高收入人群已經難有未予滿足的普通消費需求，他們只會將收入增長的較小比例用于消費，即具有較低的消費傾向。由此可以推論，過大的收入差距也具有抑制消費的效應。因此，任何在收入提高的基礎上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可以產生擴大消費需求的效果。
不難發現其中的政策含義：在無法通過逆轉人口變化方向以遏止消費下行趨勢的情況下，從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入手，實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調整，實質性縮小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仍然可以取得穩定乃至擴大消費的效果。觀察中國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狀況，有助于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關鍵領域、有效政策措施和實施路徑。
全國、城鎮和農村三種分類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反映了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從中可以得出幾個結論。首先，2010年以來收入分配總體得到改善，同時，近年來這個改善的效果呈現徘徊趨勢，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比如把基尼系數降到0.4以下，必須靠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其次，全國基尼系數分別超過城鎮和農村的基尼系數，在統計意義上說明城鄉收入差距仍是導致整體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應作為政策進一步施力的突破口。最后，城鎮基尼系數有回升的趨勢，同時城鎮收入不平等主要源于高收入群體收入過高，以及人口中較大部分處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較低端。
可見，通過目標明確的頂層設計，創造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環境，借助稅收和轉移支付手段實施再分配，促進社會流動和培育中等收入群體，是現代化途中不可回避的制度建設任務。與這一長期制度建設相銜接，當前亟待滿足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需要，加快將其培育為中等收入群體，可以顯著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