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發展解放保護生產力為根本減貧手段
黨和國家在推進減貧事業的過程中，始終將歷史唯物主義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理論作為基本依據，力求從根本手段上破解貧困難題。這一根本手段，就是不斷發揮生產力在減貧工作中的助推作用，持續夯實減貧的物質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不斷探索和豐富了“生產力”的內涵，強調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保護生產力的辯證統一，注重依靠發展來減貧，并根據不同時期的貧困問題，實施符合國情和發展實際的減貧政策，采取有計劃有差別的減貧方式，不斷提升減貧實效。
在發展生產力中積極減貧。新中國成立初期，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大面積災荒加劇了貧困程度，在落后的生產條件下，黨和國家減貧的重心在于提高生產力水平、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這一階段主要采取恢復和發展各項生產、對貧困地區進行物資輸送等措施緩解貧困。改革開放新時期，減貧的重心轉換為推動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脫貧致富，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支持貧困地區產業發展、鼓勵貧困地區發展商品生產、推進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到進入21世紀后的優化貧困地區產業結構、推進產業化扶貧，貧困地區產業發展迅速，對減貧工作形成了強大的支撐。進入新時代，黨中央明確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著力在構建大農業發展格局、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中加大產業扶貧力度，貧困地區的生產力水平得以提升。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減貧歷程，不僅是貧困地區的生產力獲得發展的過程，也是我國現代農業穩步發展的過程，我國的農業生產能力不斷得到提升，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得到切實保障。1949年，全國糧食產量僅為11318萬噸；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增長到30477萬噸；2000年，全國糧食產量增加到46218萬噸，兩億多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2018年，全國糧食產量躍升為65789萬噸，我們成功將飯碗牢牢端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中，實現了用較少土地養活較多人口的中國奇跡。
在解放生產力中有效減貧。解放生產力，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前提。鄧小平同志指出：“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生產力獲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發展，中國不僅贏得了民族獨立，也逐步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為積極消除貧困、持續改善民生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改革開放新時期，農村改革等各項改革有序推進，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不斷得到破除，在整體實現解放生產力和推進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貧困地區的生產力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確保了農民獨立自主的經營權，極大地提高了貧困人口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農產品價格改革的推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保證了貧困人口的農業收入來源；鄉鎮企業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的推行，改變了貧困人口單一依賴農業生產生存的狀況，農民可以自由從事農業生產以外的經濟活動，促進了貧困人口收入來源的多樣化。進入新時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進一步破除束縛貧困地區生產力發展的各種弊端，貧困地區的生產力水平進一步提升。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快健全，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對脫貧的輻射帶動作用逐步發揮；戶籍制度改革深入推進，農民工同工同酬等權益得到保障，貧困人口增收渠道進一步拓寬。2018年，全國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0371元，其中，人均工資性收入為3627元，已成為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增收的主要來源。
在保護生產力中穩步減貧。保護生產力，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內容。在貧困地區生產力水平和貧困人口收入水平穩步提升的同時，黨和國家注重將發展生產力與保護生產力相結合，明確生態環境也是生產力，充分發揮扶貧的生態效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相結合，積極推動貧困地區生態建設和資源環境保護，貧困地區生態惡化問題逐步緩解；積極發展生態農業和環保農業，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我國開始樹立綠色減貧的發展理念，走上了可持續的綠色減貧道路。在保證一定脫貧速度的同時，著重提升扶貧開發的持久性和穩定性，減貧的重心轉變為在發展中促進保護、在保護中尋求發展。在扶貧開發中，堅持精準扶貧與生態保護相結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著力于實現扶貧開發和生態改善的雙贏；堅持精準扶貧與綠色發展相結合，合理利用貧困地區的自然資源和生態資源，加快推動貧困地區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著力于實現扶貧開發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