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數智時代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正深刻改變著包括公共服務和公共治理在內的社會各領域，為社會治理賦能增效的同時，對黨員干部擔當作為提出新要求。面對“數智賦能”與“數智沖擊”并存的復雜局面，更好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加快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亟須從政策設計、文化營造、能力提升與技術監管等方面，著力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增強本領、善做善為，自覺做勇于擔當作為的不懈奮斗者，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不斷開創經濟社會發展新局面。
關鍵詞：黨員干部 創造性 擔當作為 數智時代
【中圖分類號】D26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我們將面對更加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和更加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1]政治路線確定后，干部就是關鍵性因素。數智時代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成為重要驅動力，這不僅重塑社會結構、公共服務和公共治理，而且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思維認知，對新時代黨員干部擔當作為提出新要求。面對數智時代的治理變革，黨員干部不僅需更加“勇于擔當”，而且要“善于作為”，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展現更具創造性的擔當作為。
數智時代黨員干部擔當作為面臨的新形勢
數智化浪潮深刻影響國家治理結構與公共管理模式。就黨員干部擔當作為而言，這一新趨勢既體現在賦能的機遇上，也體現在沖擊的挑戰中；既是外部條件的重塑，更是內在能力與思維方式的再造。這就要求，黨員干部在干事創業過程中，既堅守政治忠誠與責任意識，又在新技術、新場景、新機制中主動擁抱變革、創造性履職盡責。
數智賦能：黨員干部擔當作為迎來新機遇
在全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形勢變化之迅猛、發展態勢之復雜，堪稱前所未有。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正以爆炸式的速度革新。[2]數智技術以其高效、精準、智能等特征，為黨員干部“勇于擔當、善于作為”提供強大助力，推動其治理方式、工作模式與服務理念全面革新。
重塑政務服務流程。依托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政務服務從“群眾跑腿”轉向“數據跑路”，辦事流程從“多頭跑”變為“一網通”，治理效能實現從“線下分割”到“線上協同”躍遷。電子政務一體化平臺推動政務事項“跨層級、跨區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高效銜接，黨員干部能以更少精力完成更多事務，用更多時間思考創新之策、服務之方。流程重塑的背后，是治理理念的躍遷，更是黨員干部能力體系的再造。
優化工作模式。數智賦能打破信息壁壘，使數據成為新的“決策燃料”，推動黨員干部從經驗決策走向數據決策、從粗放管理邁向精細治理。通過政務大模型、智慧決策系統等平臺，黨員干部能夠在海量信息中發現問題，在算法分析中找到規律，在模型推演中優化方案。以廣東深圳市福田區為例，福田區率先上線11大類70名“數智員工”，構建“人機協同、數智驅動”新型政務模式。“數智員工”能在監護人指引下完成文書撰寫、事項分撥、信息分析等任務，使公文審核時間縮短九成，民情處理準確率顯著提升。這一探索不僅大幅減輕基層干部事務性負擔，而且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去思考改革、謀劃創新，展現“敢為”“善為”的時代擔當。
提升公共服務質量。數智化不僅是效率革命，更是服務革命。以“一網通辦”“掌上辦事”為代表的政務應用，讓群眾感受到“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的便捷；以智能熱線、政務機器人為代表的智慧服務，讓政策答復更精準。數智化的深入運用，讓黨員干部從被動響應走向主動賦能，以更加敏銳的洞察、科學的判斷及更具溫情的行動，回應群眾關切。黨員干部唯有不斷提升數智素養、強化創新意識，方能真正讓科技成為擔當作為的新引擎，讓“能為”更強、“善為”更優，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數智沖擊：黨員干部擔當作為面臨新挑戰
數智化猶如一柄“雙刃劍”，既為黨員干部擔當作為注入新動力，也帶來新挑戰。諸如數智鴻溝、算法黑箱等問題的出現，不僅可能削弱治理的公平性與可靠性，也使黨員干部在履職中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工作壓力顯著增加。數智技術的“雙刃劍”效應，對黨員干部的政治素養、專業能力與創新作為，提出更高、更緊迫的新要求。
引發本領恐慌。數智時代下，數據的獲得和甄別是決策的基礎，然而數據的收集、存儲和應用可能帶來泄露、濫用和算法歧視等問題。黨員干部必須具備高度的數據安全意識和倫理素養，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然而，一些黨員干部因知識結構或能力素養不足，對人工智能等新工具不夠熟悉，可能出現“本領恐慌”，難以駕馭數據治理、算法管理等新任務，陷入“想為不會為”困境。
造成責任真空。算法不透明或“算法黑箱”，會導致黨員干部難以理解決策依據。例如，當人工智能系統拒絕某項審批時，若無法向公眾提供具體、可解釋的原因，可能引發公眾不滿或法律糾紛。在審批、審計等高風險流程中，這種不透明性會削弱黨員干部評估風險的能力，從而抑制其勇于承擔責任的動力。更值得注意的是，算法的不透明性，會影響部分黨員干部和公眾對算法決策的信任度，若算法偏好無法被合理解釋，如審核審批中的偏差，則可能引發抵觸情緒或輿論風險。此外，由于目前責任主體如何界定，尚缺乏完備的制度安排，當算法決策出現失誤時，責任歸屬往往成為難題。這種責任主體的缺位，有可能引發“責任真空”，加劇治理效能損失風險。
導致技術依賴。數智技術重塑治理邏輯，黨員干部的創造性因“程序化治理”受到一定程度抑制。數智化并非僅是引入新工具，還是深刻重構治理的運作方式與權力結構。隨著智能審批、在線監督、績效數據看板等技術被廣泛嵌入行政流程，治理行為日益趨向定量化、格式化、標準化。黨員干部的行為被系統記錄、被指標控制，在一些地區和部門，“可視化績效”比“過程性努力”更容易得到關注和重視。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行政過程高度依賴技術平臺，跨部門、跨層級的協調空間可能被進一步壓縮。不同系統間因數據壁壘、權限劃分與平臺邏輯不一，難以實現有效協同，使得信息流通和資源調配效率受限。這將導致基層干部在面對復雜、動態的社會治理時，缺乏整體性判斷與綜合行動能力。有的黨員干部可能被系統約束、程序綁架，陷入“想為而不得為”的結構性困境，難以在技術框架之外施展創造性作為。
數智時代激勵黨員干部擔當作為的對策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努力學習科技前沿知識，把握人工智能發展規律和特點”。[3]數智時代，面對“數智賦能”與“數智沖擊”并存的復雜局面，更好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切實履職盡責，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需要廣大黨員干部創造性地擔當作為。黨員干部能否勇于擔當、善于作為，不僅受到個人理想信念和能力素養等因素的影響，也與制度環境、文化氛圍、激勵導向與技術條件等因素密切關聯。制度設計與文化浸潤提供精神土壤，考核激勵與流程優化形成行為約束，培訓體系與技術賦能建構能力基礎，倫理規范與責任界定確保方向正確。亟須從政策設計、文化營造、能力提升與技術監管等方面著力，實現從意愿驅動到行為實踐的遞進轉化，打造政治堅定、專業過硬、符合數智時代要求的高素質黨員干部隊伍。
健全容錯糾錯機制，營造包容性氛圍。《建議》指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完善干部考核評價機制，調整不勝任現職干部，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常態化。”[4]數智時代的創新實踐，往往伴隨風險與不確定性，如果制度界限模糊、文化氛圍緊張，黨員干部便容易陷入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保守心態。要通過制度設計與文化營造雙輪驅動，構建“公開透明、邊界清晰、保障有力”的容錯糾錯體系。在制度層面，應出臺明晰的容錯邊界與操作程序，對因大膽探索、改革創新而出現的偏差實行“輕責、免責”，對失職瀆職行為實行“從重問責”，讓干部了解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形成有邊界的自由與有約束的擔當。比如可以借助區塊鏈技術為創新行為留痕存證，實現決策過程可追溯、責任認定可核查，防止事后倒查、“秋后算賬”，做到為擔當者擔當、為干事者撐腰。在文化層面，弘揚容錯不是縱容、糾錯不是懲罰的理念，通過典型選樹與輿論引導，褒獎勇于擔當、敢于負責的先進典型，營造敢試敢闖氛圍。特別在新領域新業態治理中，引導社會形成理解創新、包容探索的氛圍，真正讓干部在制度保障與社會支持中獲得安全感和成就感。
完善考核評價體系，優化激勵機制。《建議》強調：“嚴管厚愛結合、激勵約束并重，激發干部隊伍內生動力和整體活力。”[5]解決“愿不愿為”的關鍵，在于建立科學、公正、精準的考核與激勵體系，讓干部的付出與成果有科學合理的衡量和可持續的激勵。擺脫“唯經濟”“唯票數”“唯指標”的考核模式，推動考核由靜態結果向動態過程、由單一業績向綜合貢獻轉變。在機制設計上，構建“多維度、全過程、全場景”的干部考核體系，把顯績與潛績、短期成果與長期積累、個人表現與集體貢獻有機結合。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干部績效數據的智能歸集與分析，客觀呈現其在創新實踐、群眾工作、應急處突等方面的綜合能力。引入群眾滿意度、第三方評估和同行評價等多種要素，強化公信力和透明度。推動政務流程智能化重構，讓人工智能成為治理的智慧助手。在監督管理上，通過算法模型對財務數據、網絡輿情、信訪舉報等進行綜合分析，可提前識別風險、精準預警隱患，實現從事后問責向事前防范轉變。
強化教育培訓，突出實訓實練。《建議》提出：“強化教育培訓和實踐鍛煉，提高干部隊伍現代化建設本領。”[6]解決“能不能為”的問題，重點在于提升干部的數智素養和綜合能力。面對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的廣泛應用，黨員干部不僅需懂政策，更要懂技術、懂治理。把干部教育培訓作為推動能力現代化的戰略工程，建設常態化、分層次、體系化的培訓機制。培訓內容上，系統融入人工智能應用、數據安全、算法倫理、數智治理案例等模塊，推動干部既理解技術原理，又掌握實際操作。建立跨部門、跨領域聯合培訓機制，使干部在模擬項目與聯合攻關中，提升協同治理與系統思維能力。尤其要充分運用擴展現實等沉浸式技術，創新培訓方式。此外，建立學習成果跟蹤與動態考評機制，把學習成效與職務晉升、榮譽表彰相掛鉤，引導干部持續更新知識結構。通過培訓體系與技術手段深度融合，推動干部從經驗驅動向數據驅動、從被動適應向主動創新轉變。
明確技術邊界，壓實倫理責任。《建議》強調：“加強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準則。”[7]數智技術在提升治理效率與透明度的同時，可能帶來責任虛化、算法失控等新風險。在推動技術深度參與政務流程的過程中，需建立清晰的責任邊界與倫理框架，確保技術向善而行。在制度建設上，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領域的法律法規，明確技術在政務中的輔助定位，確保決策權牢牢掌握在人手中。建立算法審查與評估制度，對涉及公共決策的系統定期開展“算法體檢”，防止偏見、歧視和不透明風險。比如區塊鏈技術可在政務公開與廉政監督中發揮重要作用，實現信息可追溯、過程可核查，但必須同步加強數據隱私保護與信息安全管理。在倫理教育上，將技術倫理、數據正義等內容納入干部培訓體系，引導黨員干部樹立技術有界、責任無界意識。只有在法律制度、倫理教育、技術監管三位一體的框架下，才能保障技術在治理中的每一次介入，都做到“可審查、可糾錯、可追責”，使數智化真正成為善治的力量。
【本文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翁梓燁，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略
責 編：張 凡／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