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秉持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同應對海洋生態環境挑戰，共同促進可持續海洋國際合作。共創海洋增量財富、共擔海洋社會責任、共護海洋生態契約、共拓深遠海商機，不僅是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通過構建“科技-產業-空間”三維聯動體系，中國正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
關鍵詞:合作共贏 海洋經濟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P7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我國海洋經濟發展處于歷史關鍵時期，戰略地位日益凸顯。2025年7月1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召開，針對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會議提出“五個更加注重”，即“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更加注重創新驅動，更加注重高效協同，更加注重產業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諧，更加注重合作共贏”[1]，這深刻揭示海洋經濟發展新趨向、新要求、新使命，為我國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方向指引和實踐遵循。
海洋是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要地，合作共贏是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更加注重合作共贏”的要求進一步闡明，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秉持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同應對海洋生態環境挑戰，共同促進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國際合作，共享保護和發展的豐碩成果，共建一個清潔美麗的海洋。
共創海洋增量財富
合作共贏首先體現為經濟維度合作創富。創造超越個體極限的增量財富，關鍵是通過制度創新降低交易成本，通過開放包容擴大共同利益基礎。
在系統科學視角下，海洋經濟是涵蓋漁業、航運、能源、生物醫藥等多元產業的復雜巨系統，其高質量發展依賴產業鏈、創新鏈與空間鏈深度耦合。單個企業或區域，難以獨立實現全鏈條技術突破，掌控全部市場風險。通過合作共建創新聯合體，整合科研機構、企業、院校資源，可在關鍵領域實現“1+1>2”的協同效應。當前，海洋產業鏈高度全球化。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統計數據顯示，全球超過80%的貿易貨物通過海運運輸，海運已成為國際貿易支柱。2024年，在全球貨物和集裝箱吞吐量排名前十港口中，我國分別占八席和六席。國際航運高效運轉，依賴跨國港口協作、航道安全與規則互認；反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行徑加劇，則可能使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受到嚴峻挑戰。
海洋產業分工協作塑造相對競爭優勢。現代海洋產業鏈分工，是典型的價值共創過程。以海工裝備為例，從研發設計、原材料供應、零部件制造、組裝集成，到品牌營銷和售后服務，每個環節的專業化參與者都為最終產品價值做出貢獻，并通過市場交換，獲取與其貢獻相匹配的收益。在分工協作體系中，知識、技術和最佳實踐，通過正式合作和非正式交流，產生溢出效應。這種溢出效應，可以降低參與者創新成本，優化學習曲線，加速整個體系技術進步和競爭力提升，形成“水漲船高”集體共贏的局面。多元化、有彈性的分工合作網絡，可以增強合作方系統韌性，整體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通常強于孤立、全能型個體。
海洋貿易發展大幅拓寬人類可利用資源邊界。從農業革命馴化動植物，到工業革命廣泛使用煤炭和蒸汽，再到信息技術爆發，人類不斷突破自然限制實現進步發展。農業技術使單位土地產出倍增，工業技術催生規模化生產，信息技術則重塑價值創造方式。海洋貿易發展，大幅拓寬人類可利用資源邊界。海洋貿易與運輸能力進化，打通財富流動的全球血脈。從駝隊、車馬，到集裝箱、海上巨輪，運輸成本大幅下降，資源配置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優化。冷鏈、倉儲自動化等技術，大大降低運輸損耗，延長資源儲存時間，使資源實現全球便利輸送。全球合作還意味著更龐大的人口規模、更充足的勞動力儲備、更旺盛的消費需求以及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大規模生產攤薄成本，市場擴張刺激創新，形成驅動財富持續增長的強勁循環，規模經濟效應由此顯現。
海洋經濟合作有助于彌合南北發展差距。合作共贏理念，倡導通過多維路徑，改進欠發達地區發展生態。地球自然資源分布天然不均，溫帶沃土與交通樞紐往往可以孕育早期繁榮。殖民掠奪以暴力方式改變全球資源分布版圖，為南北差距埋下歷史伏筆。進入21世紀，全球發展中南北差距依然存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科學技術、基礎設施上仍有差距。發展經濟學認為，貧困與欠發達狀態，源于結構性失衡與能力缺失的復合作用；依附理論強調，中心-邊緣結構對發展中國家形成制約；新結構經濟學主張，通過產業升級與基礎設施投資，打破低發展陷阱。基礎設施聯通，突破地理隔閡，重塑經濟空間布局，可使內陸地區獲得“沿海化”區位優勢，打破依附關系中的邊緣性鎖定。技術轉移與人力資本投入，可以激活內生動力。通過技術—能力—自主性傳導鏈條，將物聯網、大數據分析等技術引入海洋經濟活動，賦能海洋產業全鏈條升級，將推動區域供應鏈轉型，形成以互聯互通為基礎、以協同合作為動力的產業生態系統，促進欠發達地區價值鏈位勢提升。
共擔海洋社會責任
合作是降低治理成本的理性選擇。海洋與生俱來的廣闊性、包容性、流動性和連通性，決定了海洋治理命運與共的鮮明特質，要求海洋治理參與者超越個體利益訴求，踐行共同責任。海洋環境改變，可能對海洋生態系統、漁業資源、海洋工程、低海拔島嶼和沿海城市安全等產生嚴重影響，制約可持續發展，亟須在國際、國家和企業三個層面，健全完善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治理框架。
國際層面，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治理體系。在全球海洋治理領域，國際社會通過多邊機制，推動責任共擔與利益共享。第三屆聯合國海洋大會通過《我們的海洋、我們的未來：團結一致采取緊急行動》政治宣言，形成自愿承諾清單《尼斯海洋行動計劃》[2]。該宣言特別強調，應將原住民、婦女、青年等群體納入決策鏈，以保障程序正義。中國在此次大會上展示的海洋科技成果與應用產品，如中國全球海洋融合數據集1.0（China Global Ocean Fusion Dataset，CGOF 1.0）、“媽祖”系列海洋數值模式與全球海洋預警預報數值預報產品、全球首個深海海山數字化智能系統“數字化深海典型生境”等，向全球開放共享，服務海洋預警與生態保護。我國聯合多國科研機構共同研發“濱海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海洋方案”[3]（COAST）工具包，以系列原創科技為支撐，將為濱海城市用戶和決策者提供海洋災害、生態健康等方面服務，并推動其在全球范圍內深度廣泛應用，為全球海洋可持續發展貢獻更多智慧與力量。
國家層面，建立健全支持參與海洋治理的制度政策體系。國家作為全球海洋治理重要主體，需平衡經濟增長與生態安全，尤其需關注涉海地區綠色發展轉型。2025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指出：“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勵引導社會資本積極參與發展海洋經濟。”在政策設計中，我國將生態保護修復納入中央預算內投資，充分發揮政府投資效益。在平衡產業轉型與生態保護方面，沿海省份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與減污降碳協同。浙江臺州市創新實施“藍色循環”海洋塑料廢棄物治理項目，通過政府引領、企業主導、產業協同、公眾聯動，根據海洋垃圾產生和分布特點，建立數字化管理平臺和實體化收集網絡，利用大數據賦能，形成海洋垃圾收集、運輸、再生、國際高值利用的可循環價值鏈，以市場化方式運作，提高廢棄塑料收購價格和銷售價格，大幅減少財政投入，同時使漁民有錢賺、企業有動力，海洋塑料廢棄物治理進入良性循環。山東省積極發展海洋碳匯，開展海草床生態系統保護修復與增匯成效評估試點，為藍碳交易奠定數據基礎。
企業層面，秉持合規經營與價值共創原則踐行社會責任。企業在海洋經濟中承擔關鍵角色，不僅要遵守合規底線，更要向價值共創延伸。利潤與責任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可持續繁榮的一體兩面。組織化企業行動可以塑造企業角色，使企業從資源索取者轉型為海洋健康投資者，實現商業價值與生態價值的統一。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是全球最大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國際組織，其使命是“在全球范圍內動員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和利益相關方，創造一個我們想要的世界”[4]。該組織成員簽署的《可持續海洋原則》，將企業視為“海洋受托人”，希望通過商業力量，撬動海洋治理系統性變革。我國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要求生產者對其產品承擔資源環境責任，從生產環節延伸到產品設計、流通消費、回收利用、廢物處置等全生命周期。航運公司須計算船舶建造、燃料生產、航行運營直至拆船環節的累計碳排。浙江舟山市一家修船企業，通過創新踐行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其研發的船舶超高壓水真空射流除銹技術，相比于傳統噴砂工藝，可實現礦砂粉塵年度減排10萬噸，相當于每修一艘船減少700噸礦砂粉塵[5]。不僅如此，該企業還倡導并聯合全球知名船廠組建全球綠色船廠聯盟，發揮行業引領作用。
共護海洋生態環境
海洋問題是全球性問題，面對海洋環境的全球性挑戰，全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作為全球治理重要領域，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已成為國際社會和各國人民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一是生態壓力。近海區域空間競爭激烈，海水養殖、航運航道、能源開發在近海區域密集疊加，擠占海岸線生態空間；高強度海洋開發利用，導致海岸帶生態系統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近岸環境質量差，海洋和海岸帶生態系統退化；海平面上升，威脅沿海城市和低洼島嶼國家，低洼沿海地區大量人口受到影響；海洋升溫酸化、氧氣損失、營養物供給變化，對海洋生物分布和豐富程度產生影響，魚類分布變化，影響傳統漁場。二是技術瓶頸。多數國家缺乏海水淡化核心技術和拳頭產品，產業鏈高端環節薄弱。三是治理失衡。海洋基因資源專利被一些國家、企業控制，發展中國家難以分享生物資源紅利；小島嶼國家等原住民權益邊緣化，在海洋治理決策中缺失話語權。
面對上述問題，加之全球治理主體多元化與差異性特點，使得單一國家無法獨立應對海洋問題，迫切需要建立規則協同、資源共管與生態共治的全球機制。
在地球科學視角下，從被動保護轉向主動干預與系統治理，意味著海洋不再是等待保護的脆弱生態，而是需要科學干預的復雜生命系統。這一認知變革正在重塑人類與海洋的共生關系，標志著海洋可持續發展進入地球系統科學新紀元。海洋可持續發展，既包括共時性可持續，即空間維度可持續，又包括歷時性可持續，即時間維度可持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明確將“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可持續發展”[6]納入其中。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與世界主要經濟體集體行動息息相關。只有堅持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從國際社會共同利益角度理性對待海洋問題，才能實現共贏局面。
國家間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倡導全主體、全鏈條、全生命周期合作，呼吁多層次、跨領域、立體化協同，主張發展權利與發展機會共享，追求可持續海洋經濟共贏和實現人類未來命運共榮。合作共贏的重要性，不僅體現為經濟維度的增量創造，更體現為治理維度的責任共擔，生態維度的可持續發展。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既需使海洋經濟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也要深度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治理體系，致力共建一個清潔美麗的海洋。人類海洋文明的未來，必將是經濟增長、治理公正與生態良好三重邏輯的交匯協奏。國際社會只有凝聚共識，在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下積極行動，人類文明之舟方能在時代浪潮的波濤洶涌中，駛向合作共贏的藍色未來。
共拓深遠海新機
我國環渤海、長三角、粵港澳三大海洋經濟圈，正打破行政壁壘，構建協同發展新范式，共拓合作共贏新機遇。三大海洋經濟圈具有明顯的差異化優勢特征。如環渤海經濟圈以科教資源和海水養殖遺傳育種技術為長，海洋科研機構和高端人才聚集，海洋水產品加工業、海洋油氣業、海洋礦業和海洋化工業快速發展；長三角經濟圈形成以高端海工裝備制造和系統集成見長的產業體系，在液化天然氣船、超大型集裝箱船等高端船舶領域全球領先；粵港澳經濟圈則憑借深厚的電子信息產業基礎，在海洋通信、深遠海開發等領域形成領先優勢。這種差異化優勢分布，為構建圈層聯動、內外循環的協同發展新格局奠定雄厚基礎。
深遠海成為三大海洋經濟圈協同發展新紐帶。隨著近海資源約束趨緊，深遠海開發成為我國海洋強國建設的重要方向。通過構建“科技-產業-空間”三維聯動體系，“十五五”期間，深遠海開發將從單一資源利用升級為區域合作共贏新空間。其一，在科技創新維度，組建綜合性黃海研究機構。黃海作為半封閉陸架海，近年來面臨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挑戰，滸苔綠潮對山東省、江蘇省沿岸造成嚴重生態威脅和經濟損失。通過設立綜合性黃海研究機構，開展多學科協同和跨區域合作研究，終結當前的碎片化格局，使黃海從生態威脅區轉變為協作發展示范區。其二，在產業維度，打造深遠海自主海洋數據產業集群。面對當前國際海洋數據“斷鏈”局勢，加速構建我國自主可控的海洋數據體系，正迎來關鍵時期。我國海洋數據存在“孤島”現象，共享機制亟待完善。打通流通脈絡，能夠為海洋科研、災害防控、產業升級提供強大引擎。其三，在空間維度，于黃海冷水團、南海可燃冰富集區，設立國家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先行區。黃海北部冷水團作為世界罕見冷水資源，為高價值冷水魚類養殖提供不可多得的天然資源。南海是全球可燃冰資源富集區之一，我國在南海試采成功，為可燃冰的商業化開發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黃海、南海設立國家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先行區，能夠帶動海上新基建，催生萬億級海水養殖、海工裝備、海洋礦產、海洋生物醫藥等產業集群。
推動深遠海開發領域合作共贏，還要進一步完善國家決策協調機制。建議成立國家深遠海發展協調機構，將海洋空間規劃擴展至海洋經濟專屬區全域。建立東部沿海省市輪值會議制度，共同培育經營主體，積極吸收社會資本參與。參照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制度，構建深遠海海域使用國家主導、地方承包、經營主體參與制度。探索“飛地經濟”等跨區域合作模式，實施稅收共享、統計分成等激勵政策，調動地方政府及經營主體積極性，降低深遠海開發準入門檻，實現三大海洋經濟圈政策及市場層面深度融合。通過科技聯合攻關破解技術瓶頸，基礎設施聯通優化要素配置，資源開發協作激活深藍價值，生態共治共享守護海洋根基，風險協同應對筑牢安全屏障，中國正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合作共贏之路。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海洋研究院海洋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注釋略
責編：劉 明／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