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江蘇省城市足球聯賽”（“蘇超”）的成功出圈，已成為全國性的社會現象、文化事件。從地理角度言，明朝出于中央集權目的所劃出的“直隸”（“南直隸”）、清朝為了“肥瘦搭配”所切分的“江蘇省”，決定了“散裝江蘇”的政區面貌、社會基礎、心理認知。從概念角度言，“蘇超”既鮮活展現出充滿智慧、凝聚人心的競賽狀態，又強力預設了賽事的“內部超級對抗”基調，而相關的各種“德比”的命名，則為體育競技變身為文化展演提供了舞臺。“蘇超”激發的地域文化活力、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以其“悖論式認同”的形成機制啟示我們：地域自豪、文化自信，離不開敢于直面差異并樂于“玩味”自身復雜性的勇氣。
【關鍵詞】“蘇超” “散裝江蘇” 地域認同 文化自信
【中圖分類號】G843 【文獻標識碼】A
2025年5月10日，“江蘇省城市足球聯賽”第一場比賽在鎮江市體育會展中心體育場打響，對陣雙方為鎮江隊與揚州隊。起初大概誰也沒有料到，這個由江蘇省體育局與各設區市政府聯合主辦的省級賽事，竟然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就成為全國性的社會現象、文化事件，網民則戲稱其為“蘇超”。一時之間，場外人潮涌動，單場上座數萬人，文旅市場火爆……諸如此類的現象，使得“蘇超”的熱度迅即上升。至于其中緣故何在？若就江蘇地域歷史文化進行分析，則引爆這場江蘇省乃至周邊市縣（尤其安徽）全民“狂歡”的深層原因，可能不是非職業化的競技水平，而是江蘇十三個設區市之間以“散裝”聞名的競合意識。
“散裝江蘇”：一個“非自然”的省份
欲理解“蘇超”的舞臺，必先清楚“江蘇”的由來。“散裝江蘇”并非戲謔，而是對江蘇內部多樣性與競爭性的精準概括。中國古代高層政區的劃分方法，常在“山川形便”與“犬牙交錯”兩大原則間搖擺。前者順應自然形勢，追求政區單元的內在統一，后者則打破自然分界，以求“分而治之”與“互相制衡”。江蘇省的誕生，便是“犬牙交錯”原則的極致體現，其基因里就貫徹頂層的統治設計。
“江蘇、安徽二省都是既跨有長江南北、又跨有淮河南北的不符合自然、經濟和文化區域的區劃，這是把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到頂峰的明太祖朱元璋搞出來的。他以他稱帝以前經營了十多年的根據地南京和他的家鄉鳳陽這兩個點為中心，劃了周圍很大一個區域，凡這個區域內的府州縣，都直隸于中央政府，就把這個區域稱為‘直隸’。到了他的兒子成祖朱棣時代，遷都北京，才改稱‘南直隸’，區劃不變。”①這樣的“直隸（南直隸）”，不僅幅員廣大，而且首次完成高層政區的越淮、跨江。其本身不僅有意違背“山川形便”原則，而且屬下的府級政區同樣“犬牙交錯”，如應天府（治今江蘇南京市）跨越長江南北，鳳陽府（治今安徽鳳陽縣）據有淮河兩岸。至于這樣做的緣故，一言以蔽之，在于加強中央集權，所以朱元璋將首都（后來的留都）、帝鄉（鳳陽）、經濟重地（太湖流域）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隸”之下。
及至明清改朝換代，“南直隸”“應天府”都不能稱了，所以順治二年（1645年）分別改名“江南省”“江寧府”。到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為了防范江南省因富甲天下而出現“尾大不掉”的隱憂，又決意分割江南省。然而分割江南省的最終方案，并未選擇順著長江與淮河這兩條天然分界線進行“橫切”，因為如果這樣劃分，就會造出一個過于富庶的江南省和一個相對貧瘠的江淮省或淮南省（淮北部分，可就近并入山東省、河南省），不符合統治者的平衡之術。所以，清廷采取了“肥瘦搭配”的“縱切”方案，取江寧府、蘇州府首字，拼成了東面的“江蘇”，取安慶府、徽州府首字，拼成了西面的“安徽”。這使得江蘇、安徽兩省從建置之始，就帶有明顯的“拼裝”性質，即將語言、飲食、風俗頗多不同的江南、江淮、淮北三大地域，納入一省之內。
行政區劃的主觀意志與文化分區的客觀現實，在蘇、皖兩省形成了錯位。以江蘇來說，若以“感覺”為標尺，一幅與政區地圖迥異的“文化地圖”便躍然紙上。這里至少存在五大文化板塊：以南京、鎮江為象征的金陵文化區，龍盤虎踞，南北貫通，城市性格大氣、包容，市民心態“多大事啊”，而其背后，是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辛棄疾“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所詠嘆的歷史變遷與人事滄桑；以蘇州、無錫、常州為核心的吳文化區，作為典型的江南水鄉，“人家盡枕河”“水港小橋多”，聽昆曲評彈，品蘇錫甜食，文化氣質聰穎靈慧、細膩柔和而又視野開闊、富于創新，一派張繼筆下“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的情味雋永；以揚州、泰州為代表的維揚文化區，既清新優雅，又豪邁俊秀，鹽商文化與鹽民辛勞交織，文人煙水與市民煙火互映，說風流有杜牧描繪的“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論風光有劉萬春寫實的“千家井灶孤城合，萬里帆檣一水回”；以徐州、淮安、宿遷為中心的楚漢文化區，崇尚英雄主義，民風剛勇恢弘，這正如項羽的“力拔山兮氣蓋世”、劉邦的“大風起兮云飛揚”；以南通、鹽城、連云港為范圍的海洋文化區，則活力四射，充滿開放意識，于是南通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城”，鹽城成為“黃海明珠，濕地之城”，連云港成為“東方橋頭堡”。質而言之，江蘇文化的這五大板塊，不僅是文化地理概念，更已成為深入骨髓的身份感知。②
進而論之，地域范圍不過10萬余平方千米的江蘇，在這五大文化板塊之下，還有“十三太保”的說法，這更凸顯了江蘇地域文化的“馬賽克”拼裝特征。其實這樣的特征，并非始于當代。從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到清末，江蘇統縣政區的“八府三州”格局，即江寧（今南京市）、蘇州、松江（今上海市）、常州、鎮江、淮安、揚州、徐州八府，海州（今連云港市）、通州（今南通市）、太倉州，延續了近180年。府城作為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文化輻射力極強，能通過官僚體系、商業往來、科舉考試、人員流動等途徑，深刻塑造轄區內的文化認同。考生要到府城趕考，商人要去府城貿易，地方精英要在府城社交，久而久之，府城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乃至飲食好尚，就會成為整個轄區的標桿。換言之，江蘇“十三太保”中的南京、蘇州、常州、鎮江、淮安、揚州、徐州、連云港、南通九市，都可謂“歷史記憶”頑強、悠久的“老太保”；而1983年市管縣新體制實行以來，新晉的省轄市（今稱設區市）鹽城（1983年）、無錫（1983年）、宿遷（1996年）、泰州（1996年），在文化的獨特性越來越被強調、身份的彰顯度越來越受重視的宏觀背景下，也紛紛進階為雖然相對年輕、但更在意形象的“新太保”。
總之，正是自然地理的江南、江淮、淮北三大地域，文化地理的金陵、吳、維揚、楚漢、海洋五大板塊，城市地理的“十三太保”，相互交疊，最終共同塑造了“散裝江蘇”的社會基礎與心理認知。就說江蘇城市的“十三太保”，個個都像擁有厚實經濟家底、獨立文化人格的“諸侯”，彼此之間都有“誰也不服誰”的底氣。這種強烈的地域主體意識與城市競爭心態，又如同一堆看似松散堆積、實則內里燥熱的干柴，只待一顆火星，便能燃起熊熊大火。
“僭越”的概念：一場自下而上的名分之爭
如果說地域主體意識與城市競爭心態是燃料，那么“蘇超”平臺搭載的網絡“梗文化”及其驅動的概念創造，便是引燃大火的導火索。這不啻為一場自下而上的“正名”運動，一場沒有硝煙的“名分”之爭。它生動地詮釋語言如何塑造現實、概念如何凝聚人心。
“蘇超”一詞，本身就是一種充滿智慧的“僭越”，在概念上就將省級業余賽事拔高到了“最高級別”的高度。這是民間自發創造并廣泛傳播的詞匯，可謂一種新的賦權。我們知道，在概念史的視野中，一個新概念的誕生與流行，往往能重新定義事物的本質，引導集體的行動方向。“蘇超”正是如此。它通過一種輕松解構的方式，強力預設賽事的“內部超級對抗”基調。概念一出，賽事的性質便從“省級體育交流活動”，不可逆地轉變為“十三太保的內部對決”“全國關注的頂級賽事”。緊接著，“比賽第一，友誼第十四”“沒有假球，全是世仇”的口號，以極度戲謔且又開誠布公的方式，向所有人宣告：我們就是來“內斗”的！這些“接頭暗號”，精準地釋放積蓄已久的地域競爭情緒，將平日里可能引發不快的地域摩擦，升華為一種被允許的、自帶樂趣的賽場宣言。它巧妙地解構“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傳統體育口號，用一種極富創造力的方式，為潛在的沖突提供安全出口。
更有趣的是各種“德比”的命名，已然是對地方文化和集體記憶的“活化利用”。地名不僅是大地的身份證，也是承載歷史記憶、鄉土情結、文化認同等的容器。球迷們以及眾多媒體創造的各種“德比”名稱，并非簡單的綽號，而是對“文化地名”的創造與應用。“楚漢德比”，將徐州與宿遷的比賽，瞬間拉回到兩千多年前漢王劉邦與西楚霸王項羽的史詩對決。球場不再是物理空間，而成為一個流動的文化場域。又如“沿江德比”，精準地抓住江蘇內部最核心的經濟與文化分野——沿江八市的內部競爭，這又可以細分為“蘇寧之爭”（南京與蘇州的省內龍頭之爭）、“蘇錫常德比”（吳文化核心區的內部較量）、“南哥之爭”（南京與南通戲謔地爭奪省內“南”字頭城市的頭把交椅）。每一個命名都相當到位地觸及某個歷史、經濟或文化神經。這些民間創造的概念，將沉睡的歷史故事、紛亂的地理格局、比拼的物產風景，重新激活、系統梳理、一較高下，并賦予其現代的、可參與的、充滿娛樂性的意義。于是一場場的比賽，就這樣從單純的體育競技，變身為文化敘事的公開展演，人人也都成為這場帶有歷史感、榮譽感、地域性、歸屬性的現代大戲的編劇與觀眾。
熔爐與狂歡：“悖論式認同”的形成機制
“蘇超”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江蘇最核心的文化悖論——江蘇既是“散為滿天星”，又是“聚為蘇大強”。這個過程如同社會學意義上的“熔爐”，但又并非要將“繁星”熔為一體，而是要讓每顆星辰在競技的烈火中盡情閃耀，共同構成一幅璀璨的“星圖”。
1938年，荷蘭語言學家、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游戲的人》，他在書中指出：“游戲是這樣一種行為，它在時空的界限之內，以某種可見的秩序，按照自由接受的規則進行，并且在必需品或物質實用的范圍之外。游戲的基調是狂喜與熱情。并且是與那種場景相協調的神圣或喜慶式的。一種興奮和緊張的感覺伴隨著行動，隨之而來的是歡樂與輕松。”③現代社會的實際情況則是，“游戲場”的時空界限已經不再封閉，而是與“游戲場”外的社會時空相互滲透、彼此交融，于是在“游戲場”的內與外，日常社會中潛在的地域摩擦、經濟攀比，就被轉化為儀式化的“游戲性沖突”。
即言“蘇超”，無論是蘇南的“老板”還是蘇北的“老鐵”，都卸下現實身份，化身為純粹的球迷，長期存在的刻板印象，被允許以無傷大雅的娛樂形式公開“展演”。例如，徐州球迷可以理直氣壯地高喊楚漢雄風，暗諷他人的“文弱”；蘇州球迷可以驕傲地展示自己的精致典雅，調侃他人的“粗獷”；南京球迷可以坦然接受并玩味自己的“徽京”身份；常州最絕，哪怕從“常州”到“吊州”到“巾州”到“丨州”，最后歸為“州”乃至“川”，依然樂呵呵地“自嗨”，收獲的則是教科書式的城市營銷。而這一切，不僅不會導致真正的敵意，反而成就一場所有人都能樂在其中的大型文化角色扮演游戲，成為一個釋放社會心理壓力的“減壓閥”。
當所有城市的球迷都能心照不宣地使用“友誼第十四”“全是世仇”互相調侃時，當他們都能瞬間理解“楚漢德比”歷史典故的現代意義時，當他們既“嫉妒”又“開心”蘇錫常經濟總量高企與“蘇超”戰績低迷的反差，從而津津樂道“太湖三傻”（本指太湖中的三種水產白魚、白蝦、銀魚，因其易被捕獲的特性，故被漁民稱為“太湖三傻”）時，他們實際上正在共享一種文化語境和集體幽默。他們的“爭吵”與“玩梗”，恰恰因為他們共享著可以爭吵的資源與自信；他們的“互黑”與“互懟”，恰恰因為他們明白彼此的“黑點”與“懟點”在何處。對立越鮮明，對抗越激烈，那種“我們在一起玩這個游戲”的歸屬感就越強勁。這種共享的體驗，實質上是對內部差異的集體展演與友好協商，本身就構成一種更高層次的文化認同。
伴隨著“爭吵”與“玩梗”的滿足、“互黑”與“互懟”的狂歡，江蘇“十三太保”反而更加深刻地確認彼此是“自家人”的身份，才能在激烈的“對抗”之后，仍然“擰成一股繩”。“蘇超”的成功出圈有力地證明了，充滿生命力的、被民眾普遍接受的文化認同，并非來自對差異的主觀抹平與有意掩蓋，而是來自對差異的承認、表演和升華。
歷史傳承到今天就是現實，現實中有活著的歷史。歷史之于今天，只是換了種方式，流淌在我們的血脈中，張揚在我們的語言里，延續在我們的球場上。對于“散裝江蘇”，“蘇超”或許是我們走向一種新型“整合”的開端，這是一種尊重差異、擁抱對手、在競爭與喝彩中重新認識彼此的更高階的“整合”，是一種更加復雜、也更具韌性的省域認同。
推而廣之，“蘇超”實踐提醒我們：有效的文化治理，是“疏導”與“激活”；政府的角色，是搭建平臺、設定規則、維護秩序的“園丁”；對于一個內部文化多樣的區域，最好的整合方式不是削峰填谷、鑿枘圓方，而是真正踐行“百花齊放”“和而不同”的中國智慧；真正的地域自豪、文化自信，離不開敢于直面差異并且樂于“玩味”自身復雜性的勇氣。
【注釋】
①譚其驤：《我國行政區劃改革設想》，收入譚其驤著：《長水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2頁。
②胡阿祥、姚樂：《江蘇省文化區的劃分及其與自然區、經濟區、行政區的關系》，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輿地、考古與史學新說——李孝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61—85頁。
③[荷蘭]約翰·赫伊津哈著、多人譯：《游戲的人》，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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