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王肅在北魏禮儀制度上的政治貢獻，經陳寅恪發明表彰，開始進入學界研究視野，而如何看待《南齊書》《陳書》《北史》等相關核心史料描述的歷史現象，學界至今缺乏合理的解釋與必要的審視。基于此，本文擬結合學界相關研究及北魏制禮的基本脈絡，重新考察這一歷史問題，以期對深化魏晉南北朝禮制體系構建、傳統禮制文化傳承發展等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一
陳寅恪論及北魏孝文帝援用南朝的禮儀制度時，將太和十七年王肅北奔至北魏視作關鍵性政治事件（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3~15頁）。在他看來，關于王肅與北魏禮儀制度的關系，正史中的記載主要有三條。筆者依據其先后順序條舉如下：梁蕭子顯《南齊書·魏虜傳》載：“是年，王肅為虜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國。凡九品，品各有二”；唐姚思廉《陳書·徐陵傳》載梁武帝太清二年徐陵出使東魏，答魏收有“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云云，魏收聞后“大慚”；唐李延壽《北史·王肅傳》稱：“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由此可見，王肅對北魏的政治貢獻，主要在職官與禮儀層面，且隨時間推移不斷被疊加放大。
陳寅恪撰定《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主要以其《通典》批注為基礎。而《通典·禮序》有關北魏典制的撰作，特意表出高允、高閭、王肅，《通典·歷代官制總序》記載王肅在太和年間為北魏“制官品，百司位號，皆準南朝”，這是佐證王肅為北魏創制職官及禮儀的關鍵材料，陳寅恪卻并未采用。引人關注的是，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已引證《南齊書》等三條核心材料，以及《通典·歷代官制總序》，明確點出太和十七年《前職令》由王肅撰定（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318~5319頁、第5324頁）。據《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曾兩次引用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二十五史補編》本）可推論，陳寅恪所論王肅的重要性很有可能受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的啟發。
瑯邪王氏為兩晉南朝第一流高門士族，自王祥以下“家傳禮學”。南齊尚書令王儉熟悉掌故之學，齊武帝永明二年直接參與南齊五禮的創制（《南齊書·禮志上》《梁書·徐勉傳》）。王儉、王肅均為王導之后，且為族父、族子關系（王伊同：《五朝門第》附錄《高門權門世系婚姻表》，中華書局2006年版）。王肅沿承瑯邪王氏家學，“自謂《禮》《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魏書·王肅傳》）。基于家世、地域與文化的分析維度，陳寅恪建立起王儉所代表的南朝前期制度文化，經王肅之手北傳至北魏的傳承途徑，“常景之書撰于元魏都洛之末年，可謂王肅之所遺傳”，“在儉卒以后，是肅必經受其宗賢之流風遺著所熏習，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殆由于此歟”，“蓋儉之所撰集乃南朝前期制度之總和，既經王肅輸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12頁、第16頁）。由此，王肅成為直接將南朝制度文化輸入北魏的關鍵媒介。陳寅恪更進一步申論，“當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晉殘余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注：當作獻文帝）略取青齊時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劉芳、蔣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劉昶之倫，可以略窺自典午南遷以后江左文物制度。然究屬依稀恍忽，皆從間接得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15頁）。
除此之外，陳寅恪還關注王肅與北魏法律制定的關系。《太和新律》頒布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正始律》議定于宣武帝正始元年，盡管王肅卒于宣武帝景明二年七月，但陳寅恪將《正始律》的修訂視為王肅所帶來南朝制度影響的結果，“即太和新律已于太和十六年四月頒行，其時猶在王肅北奔前之一歲。蓋太和定律，江東文化因素似未能加入其中，恐亦由此未能悉臻美備，遂不得不更有正始定律之舉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121頁）總之，北魏禮律的制定及修訂，王肅在其間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王肅的學術地位歷經姚振宗、陳寅恪的采輯材料與發明表彰，經歷了被重新發現的歷史過程，由此使其成為北魏后期禮律的重要創建者，瑯邪王氏對北魏的政治貢獻由此可見一斑。
二
依筆者管見，如若再次審視王肅北奔的歷史意義，還需考察北齊魏收《魏書》等重要史料，進入北魏如何創制職官、禮儀的歷史語境中尋求答案。《南齊書》《陳書》《北史》展現出南朝士人或唐朝士人對王肅的歷史定位，而對歷史真相的探索，很有必要結合《魏書》進行再次印證。上引《南齊書·魏虜傳》中的“是年”，即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魏書·官氏志》載：“（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為永制。”在臨崩之際，孝文帝遺詔豫州刺史王肅為顧命大臣，出任尚書令，王肅成為唯一官居宰相的南朝北奔士人，這也為王肅直接參與《后職令》制作提供了較大可能。
王肅在北魏朝中議政的政治生涯極為短暫，主要集中在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至宣武帝景明元年正月任尚書令期間。自南朝北投士人，往往馳騁疆場，王肅也不例外。據史料記載，太和二十三年三月之前及景明元年正月以后，王肅均在外征伐，出任地方刺史，直接議政的可能性較小。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于谷塘原行宮，梓宮歸葬洛陽的喪禮，由王肅參定，“自魯陽至于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魏書·王肅傳》）。至于孝文帝喪禮，《魏書·邢巒傳附邢虬傳》載：“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邢）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在“《五經》正禮”與“新儀”之間，王肅“多用新儀”，表明他并不拘泥于經義，曾對孝文帝喪禮或有所新定，展現出其對北魏禮儀制度的影響力。
不可否認，王肅直接參與了《后職令》及孝文帝喪禮的創制，可證《南齊書》《陳書》所言不虛。但在元禧、元詳、王肅、元嘉、元澄等五輔執政期間，位居三輔的尚書令王肅在決策中是否具有決定性作用，尚有疑義。《陳書》《北史》夸耀王肅的政治貢獻，乃至“為魏始制禮儀”，“朝儀國典，咸自肅出”，恐怕忽視了北魏禮儀演變的內在理路，這一立論直接的反證是，劉芳也隨侍孝文帝南征，“高祖自襲斂暨于啟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魏書·劉芳傳》）。若如其說，孝文帝喪禮撰定則均出自劉芳。
沿循《陳書》《北史》的話語邏輯，王肅北奔之前北魏朝儀等近于空白，但這一認知恐經不起《魏書》的驗證。道武帝天興元年，崔宏、鄧淵“參定朝儀”（《魏書·鄧淵傳》）。明元帝、太武帝時期，“朝儀典章，悉出于（崔）浩，浩以（袁）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魏書·袁式傳》）。孝文帝時期朝儀的創制，主要有兩個基本階段：孝文帝太和初年，文明太后臨朝稱制，朝儀“闕然”，命百官“撰緝”，至太和十五年“畢修遺志”，時劉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李彥“留心考定”（《魏書·獻文六王傳·咸陽王禧傳》《魏書·劉昶傳》《魏書·李寶傳附李彥傳》）。至太和十八年議定遷都之后，韓顯宗、崔逸等“參定朝儀”（《魏書·韓顯宗傳》）。可見，北魏平城時期及孝文帝遷都洛陽時期朝儀的創制，由南入北的士人如袁式、劉昶等多參與其中，卻不見王肅的身影，“為魏始制禮儀”或“朝儀國典，咸自肅出”之說由此不免顯得絕對。
三
魏收《魏書》始修于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上距徐陵、魏收交鋒已歷三載，《魏書》較少明確記載王肅修禮，所敘北魏制禮的具體情形又與《陳書》《北史》等截然分殊，究竟是魏收刻意過濾王肅的政治貢獻，還是徐陵、李延壽有意夸飾，的確耐人尋味。在孝文帝之前，北魏華夏禮儀已初具規模，至孝文帝“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范，煥乎復振”（《魏書·禮志一》），北魏禮儀至此臻至鼎盛與成熟。王肅北奔之后，《魏書》所述孝文帝、宣武帝時期禮儀的基本結構僅是部分微調，并無明顯的“南朝化”跡象，這也難以坐實《陳書》《北史》的基本論斷。討論王肅與北魏制禮的關系，另一問題隨之映入眼簾，上引《通典·禮序》及《資治通鑒》齊明帝建武二年有意點出王肅參與孝文帝制禮，那么王肅在其中的作用究竟如何？要解答這一問題，有必要明確孝文帝時期禮儀創制的相關程序。
孝文帝廢除拓跋鮮卑舊禮，主要借助詔令的形式，尤其是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在明確遷都洛陽意向后，接二連三取締拓跋鮮卑舊禮，三月，“詔罷西郊祭天”，五月“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等（《魏書·高祖紀下》《魏書·禮志一》）。同時，孝文帝創制華夏禮儀，主要通過集議的形式。太和十五年八月，孝文帝在平城“集群官”，議定朝日夕月時間，由于“月有余閏，行無常準”，在秋分日行夕月禮會產生“月出于東，而行禮于西”的違禮局面，前此秘書監薛謂議稱“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孝文帝惑于“朔朏二分”之說，尚書游明根稱宜從薛謂舊說。太和十九年九月北魏最終遷都洛陽，孝文帝肆力南伐蕭齊，禮議鮮見，最為重要的禮議莫過于合溫室禮議。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孝文帝在合溫室召集咸陽王拓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書、任城王拓跋澄及員外散騎常侍劉芳、秘書令李彪、員外郎崔逸等議定圓丘祭禮，孝文帝聽取劉芳、李彪等議，廢除夕牲禮，確定祭天用玄牲等（《魏書·禮志一》）。可見，無論是在平城，還是洛陽，孝文帝君臣議定華夏禮儀的“合禮性”，并不以南朝禮儀作為基準，其基本邏輯一是關注禮義層面，二是留心禮儀實踐，群臣根據禮書提出初步方案，最終裁決權仍由孝文帝直接掌控。基于這一決策程序，即便王肅參與孝文帝時期禮議，應當也不足以主導集議話語權。
綜上，姚振宗、陳寅恪先后關注到王肅在北魏禮儀制度上的政治貢獻，但并未從禮儀創制的內在結構予以討論。通過對史料的層層剝離可以發現，《陳書》《北史》高度稱揚王肅在北魏制禮中的貢獻，可能夾雜著南朝士人或唐朝士人的南朝文化本位觀念，《魏書》較少提及王肅在北魏制禮中的作用，或多或少也流露出輕描淡寫的筆法。若《魏書》有意遮蔽王肅的政治貢獻，解決這一問題有待于新材料的檢驗。史學研究依賴于史料，又受制于史料，史料中暗藏的陷阱也可能會干擾史學研究的方向。通過重新審視兩種不同立場的史料，筆者認為，北魏禮儀具有其獨特的演進脈絡與內在結構，王肅對北魏禮儀產生的影響是有限度的而非革命性的。王肅在北魏后期制度文化中的貢獻呈現出復雜的歷史面相，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王肅北奔迎合了孝文帝通過制禮彰顯告成天下的政治訴求，而孝文帝制禮凸顯了包括王肅在內的孝文帝君臣的集體智慧。
（作者：趙永磊，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問題研究專項2022年度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禮制文化與國家治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 2025年07月28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