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市稅務局稽查局對兩名網絡主播涉嫌偷逃稅款問題進行了查處。據報道，兩人通過在不同省市設立多家個人獨資企業，虛構業務將個人工資薪金和勞務報酬所得轉換為個人獨資企業的經營所得，分別偷逃個人所得稅3036.95萬元和1311.94萬元。
近幾年來，我國網絡直播行業快速發展，直播帶貨成為自主就業的重要形式之一，對拉動消費需求、發展現代服務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不能以損害國家稅收利益和稅收公平為代價，如何推動新業態健康規范發展，如何加強新業態稅收征管，關系著稅收法治的完善和國家治理水平的提升。
實踐中，網絡主播主要采取成立工作室、與經紀公司簽約、直接與直播平臺簽約或作為平臺員工進行直播帶貨。經營模式不同，個人所得稅的適用稅率也不同。一般而言，除工作室外，主播從平臺或經紀公司取得的收入一般認定為工資、薪金所得或勞務報酬所得，作為綜合所得合并計稅，適用七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通過工作室承接業務則作為經營所得，適用五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邊際稅率為35%。由此可見，工作室模式會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稅負，成立工作室或個人獨資企業也成為網絡主播最常見的經營模式。
從報道可以看出，被查處的兩名主播正是通過個人獨資企業的組織形式，實現了稅負的大幅度減輕。但為何通過合法設立的個人獨資企業會在納稅層面違反稅收法律？問題在于涉事主播利用不同類型所得的征稅差別，虛構業務將工薪所得、勞務報酬所得轉換為經營所得。根據個人所得稅法，取得工薪所得的前提是任職或者受雇，即個人提供的勞動不具有獨立性，而是需要通過任職或受雇企業來進行約束。勞務報酬所得，通常提供勞務的個人與企業之間不存在雇傭關系。而經營所得只是明確了個體工商戶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取得的所得，以及投資人、個人合伙人來源于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生產經營的所得。換言之，現行稅法并未提供有效的辨別規則。在這種情況下，主播登記成個體工商戶或注冊成立個人獨資企業，取得的所得是否就屬于經營所得，而非工薪、勞務報酬所得，目前在規則層面是不明晰的。
對于網絡主播等靈活用工人員的收入定性，國家稅務總局曾指出，要根據納稅人在平臺提供勞務或從事經營的經濟實質進行判定，“同一性質勞動，不宜區別對待”。2021年9月，國家層面就文娛領域開展綜合治理工作，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也發文要求進一步加強文娛領域從業人員稅收管理。實踐中，主播應當明確其各項收入來源，特別要關注機構資金與個人資金混同的情況。與經營所得相比，工薪所得或勞務報酬所得具有更強的人身屬性。
綜上所述，完善新業態稅收治理可以考慮從以下方面著手：首先，強化大數據管理。據報道，上述案件就是通過稅收大數據分析發現異常并最終查實的。大數據具有數據量大、速度快等優勢，可以此作為確定主播等新業態從業者應稅收入的基礎。同時，通過大數據分析，也可以有效確定這些收入所得的類型。
其次，以人身屬性作為區分不同所得類型的關鍵。由于網絡主播取得的收入更多與其人身相關，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對于主播通過工作室取得的收入，認定是否為經營所得時應考慮人身屬性而非僅考慮財產屬性。
再次，完善經營所得核定征收制度。與綜合所得據實征收相比，經營所得的核定征收則是規定統一的征收率或應稅所得率，此舉雖然提高了征稅效率，但不利于稅收公平的實現。因此，隨著稅務大數據分析平臺的建立健全和大數據治理體制的不斷完善，核定征收制度的適用應當作嚴格限制。
最后，新業態稅收治理當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指引。一個社會最終要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結構，需要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不斷完善。近年來文娛行業等網絡新業態從業者不斷被曝出涉稅案件，一方面說明這個行業收入畸高，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收入分配結構異化的產物；另一方面，逃避繳納稅款行為頻發，也阻礙了稅收調節功能的發揮，因此亟須通過個案治理帶動綜合治理。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理事）